巴以：怎一个“仇”字了得？

“当我14岁的时候，阿拉法特和拉宾签订了和平协定，那时，我相信和平是真实的，”一个年轻的巴勒斯坦学生告诉记者，“阿拉法特给我们带来了和平和独立的希望，他是巴勒斯坦的象征，如果阿拉法特有个三长两短，整个地区将被战火吞没。”
被以色列军队实际上“囚禁”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的命运近来成了全球关注的焦点。
正在休假的以色列士兵哈纳尼亚身穿红色便装，肩扛步枪来到“哭墙”前祈祷，在一群身着黑色礼服的正统犹太教徒中分外醒目。当记者问他是否同情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目前遭受的痛苦和流血时，这位说起话来有点腼腆的士兵说，“当我端起这把枪向巴勒斯坦人瞄准的时候，我心中充满了以色列平民被自杀爆炸者杀死而燃起的仇恨，远远超过了对在我枪口下颤抖的巴勒斯坦人的怜悯。”　
“仇恨让人失去理智”
以色列著名和平人士、前司法部长贝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是仇恨让人失去了理智，同时非理智的行为又使仇恨无限膨胀。”
无论在加沙还是耶路撒冷老城的街道上，巴勒斯坦人异口同声地说，“阿拉法特是我们最好的领导人”，“沙龙是凶手，是恶魔”；站在“哭墙”边的犹太人，无论年迈妇女还是年轻小伙，都会告诉记者，“沙龙是我们目前迫不得已的选择”。
一个生活在以色列定居点（犹太人在巴控区建立的飞地）的犹太人对记者说：“巴勒斯坦人不懂得珍惜土地，他们那样迫切地希望从我们手中收回被占领的土地，却把已经获得的巴控区治理得一塌糊涂。”
52岁的巴勒斯坦人乌姆尼代是6个孩子的母亲，她的大儿子今年21岁，在年初的一次自杀性袭击中，他只身闯入了加沙南部的一座犹太人定居点，开枪打死5名以色列学生，打伤十几名以色列人，被以军开枪击毙。乌姆尼代事先知道儿子将要进行自杀性攻击，她自豪地告诉记者：“我的孩子没有‘死’，他是烈士，活在天堂里。”她说：“我其余的孩子也渴望像他们的哥哥一样成为‘烈士’！”
是平民还是“杀人犯”？
记者在加沙曾结识了一位慈祥的巴勒斯坦老人，当记者开车帮他转遍加沙城内的书店，给他上大学的儿子寻找几本大学机械工程的教材的时候，记者问他，为什么他的孩子自己不来，他轻描淡写地说道：“以色列人在抓他，他是‘阿克萨烈士旅’的人，但他想完成自己的学业。”“阿克萨烈士旅！”记者的头嗡的一声，他们就是被巴勒斯坦人称作“活烈士”、被以色列人称作最恐怖的“恐怖分子”的一群人，他们制造的自杀爆炸以及自杀性攻击，给以色列平民造成了惨重的伤亡。
此后，记者再也没有见到这位老人，打电话给他，才知道因为儿子的缘故，他们全家被困在加沙南部，再后来，以军对加沙南部进行了多次残酷的“大扫荡”，记者和他也就失去了联系。我们无法知道，那位巴勒斯坦老人参加“烈士旅”的儿子现在怎么样了，完成了学业没有。
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足球场上，记者结识了一个面容酷似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犹太小伙子，他的球技不错。后来知道，他是一名士兵，在约旦河西岸巴控区服役，正如大多数犹太青年一样，在中学毕业后，必须在军队服役几年才能上大学。如今，他已被调往前线，参加了以军对西岸的“大扫荡”。但愿他能够早日离开杀戮的战场，回归球场。
兄弟相残　两败俱伤
据史书记载，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有共同的祖先，双方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和睦共处了上千年，他们之间彼此反目只是上个世纪的事。
在以色列内政部的办公室里，一位表情冷峻的犹太官员，挑剔地审查着记者的护照，记者正担心延长签证的手续会有什么差错的时候，这位官员突然说道：“你是记者，你应该到各处多看看，现在的局势太可怕了，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但他们一上街，我就担心。”
一名耶路撒冷老城的巴勒斯坦店主说：“对一个失去尊严，没有安全和基本生活保障的民族来说，将会出现一批活不下去的人，在仇恨的驱使下，他们会把自己的肉体当成武器。我不支持他们的做法，但认为他们是可以理解的。”
贝林，这位以理智著称并参加过奥斯陆协议起草的以色列政治家说：“沙龙正在进行一场愚蠢和幼稚的战争，他使双方达到了疯狂的地步。”他说，沙龙的黩武政策，只可能起到一时之效，从长远来看，沙龙的做法只能加剧对抗，因为“恐怖行为并非来自某个机构或设施，而是源自于人们内心的仇恨”。

本报记者明大军（右）在哭墙边采访哈纳尼亚

以色列警察把守在老城雅法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