怯懦的越南文艺界有了活气

【《远东经济评论》二月二十七日文章】题：怯懦的越南文艺界有了活气
越南文化界在谨慎地解冻，看来这是越南政府试验新经济政策的一个副产品。如同经济正在从崇高的计划目标和工人无私的神话中解放出来的那样，作家也有了较大的自由，把目光投向普通百姓和他们的问题。不过文化生活仍牢牢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谈不上有“百家”争鸣的可能。
但是由于官方开始愿意竭尽全力，处理现实中的问题，因而越南生活中的某些黑暗面现在已能在文艺作品中得到表现。与此同时，该国剧院主要上演的大众娱乐轻音乐节目带上了西方的风味，如果在前几年，这些是会被看作腐朽的东西的，那时，能引人注目而视的主要是身穿传统长衫的正经妇女。这种放宽，在一直试图与外部世界隔绝往来的党内清教徒眼里，看来又是一种失败。
文化界出现的这种活气与“为艺术而艺术”或美学试验毫无关系。作家只是能较为自由地发挥一个社会批评家的作用。话剧和小说是所谓的务实派为进行改革和使越南现代化而斗争时所使用的工具。
一九八五年戏剧季节中轰动一时的话剧是《我和我们》。该剧描述了一位公司经理为提高工厂生产率所进行的斗争。在描述官僚机构和政客方面显然是很大胆的。
另一部深受欢迎的作品是《以正义的名义》。该剧是受一位公安人员不满情绪的启迪写成的。这位公安人员说，他的上级压他减轻一位已经逮捕等着法办的罪犯的罪行。作者有意识地把当前流行的口号——“依照宪法和法律生活工作”——揉进了这出话剧中。
虽然这些主题在西方人听起来象是有气无力的说教，但是它们集中反映越南社会的消极面表明，文艺界的思想有了相当大的解放。约在一九八三年前，官方一直在向艺术家悄悄地施加压力，要他们只写鼓舞人们的作品，因而，战时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成了最安全的题目。
阮氏玉秀的小说《村土》差不多等了七年才见出版。她在一九八三年的作家代表大会上说，人家要她撤掉这部手稿，摘出其中较为积极的部分改出短篇小说。
人家告诉她：“我们印刷的作品只能是那些带有黑点的红色的东西，而不是带有红点的黑色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