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是我的第二故乡”

【联邦德国《明镜》周刊一月六日文章】题：“监狱是我的第二故乡”副题：温妮·曼德拉对南非布尔人政权的斗争
一位漂亮、善于辞令的黑人妇女在单独地向残忍的白人政权挑战，她就是温妮·曼德拉。
国家政权动用了全部镇压手段对付她：流放、迫害、逮捕，以致温妮·曼德拉说：“监狱反正已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但是，同她的已坐牢二十三年的丈夫、非法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纳尔逊·曼德拉不同的是，她显得几乎不象一个受害者，而象是一个挑战者。
温妮·曼德拉在黑人眼中已成了“非洲女王”，成了“国母”。一九八四年，尤其在英国有一句流行的口号叫“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当时南非黑人的民族英雄是她的身陷囹圄的丈夫。一九八五年，当局多次向受监禁的曼德拉提议，如果他答应放弃暴力就释放他，但曼德拉至今没有答应。现在温妮站到了突出的位置上。
当然，就象他们之前的许多革命者一样，曼德拉革命夫妇也不是出身于平民：纳尔逊·曼德拉生于一九一八年，职业是律师，他父亲是特兰斯凯最大的部族滕布族的首领。温妮·曼德拉生于一九三四年，她父亲曾是部族首领，后当教师，最后在白人任命的特兰斯凯家园政府任部长。
她的大女儿嫁给了斯威士兰国王索布扎二世的第五十八个儿子，小女儿在攻读法律。
温妮按父亲愿望去约翰内斯堡，以便成为一名社会工作者。她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年轻成员相会。后来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奥立弗·坦博的妻子的阿德莱德·舒库卢也住在同一个大学生宿舍。温妮从她那里了解到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详细情况。该组织当时的主席是以后（一九六一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艾伯特·卢瑟利；卓有成效的律师纳尔逊·曼德拉被认为是有超凡魅力的、正在上升的新秀。
后来温妮就同这个黑人理想主义者开始了一种罕见的生活，在这位理想主义者看来，他的种族的利益高于一切，他对其它的一切几乎毫不在意。温妮曾以一种悲伤的语气说道，“同他一起生活，又始终不能呆在一起。我同他没有一丝一毫的浪漫史，根本就没有时间搞这些。”
他们过一种战斗同志的生活，对温妮的好处是，她可以解放自己。当她一九五八年终于同纳尔逊·曼德拉结婚时，情况依然如此。
结婚时的伴随现象使她预先尝到了以后日子的味道。法院允许被告纳尔逊·曼德拉有四天婚假，当时正对他进行叛国罪的诉讼。
纳尔逊一回到约翰内斯堡就被捕。于是温妮·曼德拉开始了使她成为反种族隔离斗争的象征性人物的生活。她很快就找到了最好的、最能起舆论作用的武器：她不遵守流放的规定。这种流放是那个种族隔离国家的一种最小气的、最折磨人的、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发明：“被流放者”不仅不能去一定的地方或地区，而且根据案情轻重对之规定了同外界交往中的种种限制，例如不准参加会议，不准通信，不准演讲，不准就业等。
婚后三个月，温妮·曼德拉首次被捕。除了有相对自由的一些短暂阶段外（她始终受监督），她一再地被捕或被流放。
这对夫妇在作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秘密总部的农场里作了最后一次见面，然后在一九六二年八月纳尔逊被捕，不久判了五年徒刑。
当温妮·曼德拉的丈夫一九六四年被判无期徒刑时她不言而喻地接过了丈夫的事业。
她信心十足地揭露要从道德上搞臭她的一切企图，她揭露捏造她“同我的所有辩护人，同黑人、白人、印度人以及与我有任何接触的人”有桃色事件的企图。
白人的安全当局看到，正在出现一个比英雄纳尔逊·曼德拉要难弄得多的女对手。
她违反流放的规定的次数是数不清的。外国的许多政治家曾到偏僻的布兰德福特去看她，在她那两间屋的小房子里同她谈话。她的最著名客人是美国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
到被流放者温妮·曼德拉那里去一下，成了一切种族隔离反对者的访问日程中的必备项目。
当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最高领导大幅度向左转的时候，被流放的温妮·曼德拉却没有成为一个黑人种族主义者。相反，她喜欢提起这样的事：在她受迫害的年代里，首先是白人中的志同道合者为她提供了有效的帮助。
在温妮·曼德拉最近几十年的生活中，仅较长期的审理、监禁、流放处分和逮捕就有三十多次——还不算较短时间的拘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