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会主义实验影响着俄国

【美国《波士顿环球报》三月三日社论】题：被幽灵缠住的俄国
一个幽灵缠住了俄国。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实验的幽灵。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关于苏联社会“生气衰退”的长达五小时的报告，是对邓小平激动人心的经济实验提出的挑战作出的怯懦的回答。
莫斯科和北京都惴惴不安地注视着中国改革的进展。相比之下，戈尔巴乔夫鼓气的话中未言明的设想是，苏联社会已经存在明显的阶级差别；勃列日涅夫执政时的官员看来可以分成两类——腐败的和不称职的。
戈尔巴乔夫提到苏联社会“停滞不前”是承认所有俄国人都敢怒而不敢言的一个问题。
戈尔巴乔夫保证并扬言要进行根本改革，刻薄地讥讽那些“想改善而又不想作任何改革”的人的“特殊心理”。他提出的具体措施类似马克思主义者所讲的量变而不是质变。
象中国的邓一样，戈尔巴乔夫似乎极为重视用新技术、有效的管理技术和合格的管理人员实行现代化——提高落后的工业生产率。
戈尔巴乔夫还不愿意在对经济的牢固控制方面向党提出挑战。他一直在快速提拔新的技术专家，但是他没有表现出要拆毁他所继承的计划经济基本结构的意图。
他本周谈到需要“有计划地调整价格体制”，承认“必须使价格更灵活一些”。他在解决农业生产大失败问题时力图把中央计划原则与部分开放市场力量结合在一起。
言外之意是在完全不讲效率和不合理的制度中实行一些初步的改革。但根本不试图对农业政策进行那种在中国已创造了经济奇迹的彻底改革。
苏联的辩护士和天真的外国评论家可以对戈尔巴乔夫的生气勃勃的领导作风大加赞扬——他也可以解决苏联制度的基本矛盾；但是在北京看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党代会上的讲话只不过是另一个软弱无力的人又发出的多愁善感的议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