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返祖国话巨变（下）

我身为“外国人”，在这一星期的讨论会席上确实体会到“言论自由”在中国的真正意义。而没有官气更使我觉得自在——虽然在座的几位“老前辈”也有曾经当过文化官的。确有点升平气象我最近一次的返国行中（一九八五年十一月），有机会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启立、中宣部长朱厚泽等同席交谈。他们知识文化程度之高，以及态度的随和与没有官气，特别给我深刻印象。在谈话中，胡启立请我注意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国“纵”的变化。他以历史观点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已不是苏联模式的，东欧模式的。中国社会主义有自己的模式，而它的演进也表现与过去时期的相异。
胡启立的着重历史观点，令我想到老友唐德刚《三访大陆》一文所受到的不少留美学者的批评。这些学者语气之中，好象指唐兄“变节”；你过去常是指责中共的，现在怎么可以说国内确有点“升平气象”，怎么可以说政府里确有“有效率的内行领导”？这类极端态度只证明学者们的气量狭窄。把所有中共过去现在的作为与“文革”时期情况作等量齐观的看待，忽视了一个学者在研究方法上最重要的条件：历史观点。我欣赏历史学家唐德刚的客观从实的报道。不是“咒”而是“谏”我在海外文艺界有时被人指为“左派作家”，好象是说，你对祖国的前途一表些盼望，你便是中共的说客！
国外的反共人士，无论他们怎样地要在“中国”这名词之前加上“赤色的，共产党的，大陆的”这类形容词，但在我眼中，在地理上，这块庞大的土地是中国。中国是我的祖国，而我的祖国只有一个政府。我们如对这个政府不满，只有三个方法可以纠正之：一、内部的流血革命，既不可能也不必要；二、外来的“反攻”，是空谈梦想；三、遗下来只有一条路：改革。而改革正是邓小平目前所施行的政策。该政策在国内显然是深得人心的；在国外所引起的注意，甚至连过去捧蒋反共最烈的美国《时代》周刊也不得不另眼相看。
我们远在海外的人士向东方所
瞭望的是一块叫做“中国”的土地。我们都希望祖国欣欣向荣。如果客观的报道确证明邓小平政策有效，人民生活改善，我们又何必坚持恶感，而顽固地把自己祖国贬为“共产党的赤色大陆”？
我们海外知识分子所应取的态度不是“咒”，而是“谏”。这就是我七返祖国所得到的结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