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返祖国话巨变（上）

【香港《百姓》半月刊二月一日一期文章】题：七返祖国（作者
董鼎山）（原编者按：董鼎山先生从七八年到八五年一共七次返回中国大陆，他以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发而为文，报道了这几年大陆所发生的急剧变化。）
我最近一次回祖国访问是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在七年中我已不知不觉回了七次国。而这七次旅行的见闻与印象有不断的变化。初返大陆之伤感我是一九四七年离沪来美留学的。三十一年后携眷返国，是一件在感情上极为震动的事情。
一九七八年的访问，确有几个难忘的亲身感触。
我先已在广州华侨饭店看到管门人对前来会亲戚的乡下人耀武扬威的势利程度。在上海，我弟弟坐车自北站送我到国际饭店，登了记交了护照后，我邀请弟弟进我房中小坐。坐在柜台后那个青年冷冷地说，“太晚了，可以不必了。”弟弟默默地告别了。那是我第一次亲身感到凉风的侵袭。
在北京，亲戚以款待侨眷为理由，从他的工作单位取得一封“介绍信”在餐馆定位。服务员把我们引入一个设备简单的小室。突然间他发现客人中有一位黄发高身材的外国妇女，态度一变，又把我们请往华丽的贵宾室。换一句话说，我沾了我外国老婆的光，受到了优待。再返大陆见新貌第二次返国是一九八○年二月。我们是经由哈尔滨到一个名叫尚志的县城去滑雪。那时正是中共对外开放政策的开端时期，招待我们的黑龙江省体育当局很希望我们替东北的冬季运动情况在外作一些宣传，借此招徕外国游客。
一九八○年的国内气氛与一九七八年时已有改变。街上人民的愁眉苦脸已逐渐消失。两年之前，我曾注意所有亲戚的眉毛间都是习惯性的紧锁，即使偶然笑逐颜开，也好象是昙花一现。青年作家作品趋向成熟一九八二年夏，我从纽约市立大学研究基金会申请了一笔经费资助回国之行，目的是在调查国内的文艺新兴情况。除了途经香港之外，我所停留的是北京、上海两地。时间的充裕使我有机会与文艺界不少老朋友话旧，与不少新朋友相聚。在抵沪之前，我曾在北京与一群作家（所谓“中青年作家”）作过座谈。我的印象是他们作品的趋向成熟，令我鼓舞。变化迅速令人惊愕一九八三年夏的返国完全是旅游性的。我参与了一个美国旅游团，有机会到西安、重庆、武汉、苏州各地一游，与社会上的接触有限。不过，与黄发碧眼的外国人混在一起有了不少方便。由于一年以前在北京“友谊”商店前的不快遭遇尚历历在目，因此在武汉进入一家友谊商店时，发现本国同胞也可自由入内浏览，我很愉快，兴奋地向美国友人指出这个新现象。他们也觉好奇而高兴。
只是我要靠一位美国人的指点，才理会到中共政策的剧烈变化。
那是在一年半后，在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底飞北京民航客机舱位中，我的并座乘客、一位美国绅士与我聊天：
“你常来中国？”
“是，上次是去年夏季。”我答。
“啊，那间隔太长了。你恐怕不知中国近月来变化的迅速。你到了北京一定会很惊愕。”
“看来你是来中国的常客，”我半信半疑地与他开玩笑。
“今年内我已来了五次，”他一本正经地说。他给我一张名片。他是驻在洛杉矶的波音飞机制造公司管理推销部门的副总裁。
他的预告果然于当晚我在长城饭店登记时证实。踏入长城饭店好似踏入了达拉斯、香港或纽约任何各地的最现代化豪华旅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