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新记（三十七）

这两名战士（实际上是整个这支队伍）感到焦虑不安。他们要到哪里去呢？他们还会再回到故乡，看见亲人吗？……杨成武能够回答什么呢？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所能说的只有一句话：他们要往西北去；他们要冲破敌人的封锁，给国民党以沉重的打击，保卫苏维埃根据地。
布劳恩从未想到：要想让红军战士打好仗，就必须要让他们明白他们在干什么。他们不是在普鲁士军队中（也许还有在俄国军队中）训练出来的那种只知道服从命令而不发问、从不思考的机器似的军人。
布劳恩却正是这样训练出来的人。他是一个欧洲人，一个欧洲军人。他有他自己的价值准则和自己的观念。这些准则和概念，同他由于莫斯科一些外国人随便给他下的命令而正在指挥的那些战士的准则和观念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布劳恩在中国的那些年里始终未能明白中国人是怎么样的人。只要搞得到，他总是喝咖啡，抽雪茄。即使需要他自己动手烤，他也宁愿吃面包而不愿吃米饭。“俄国帮”里的中国人对他们自己的国家的了解一般说来也只比布劳恩稍多一点。他们是一批披着莫斯科马克思主义的华丽外表的知识分子，这使他们脱离了中国的实际。他们在莫斯科学到的一大本领却是官僚机构内部勾心斗角的本事。毛泽东和他的务实派绝大多数身上都深深地刻下了战斗的烙印，而且他们绝大多数深入乡村里野，同农民一起生活过，其中许多人都象毛泽东那样出身于农民家庭。即使他们并不总能从马克思和列宁的辩证法中引用恰当的段落，他们都是了解中国的。此刻他们居于领导层之外，无法影响事态发展的方向。毛在投身革命和参加共产党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领导层以外。现在他开始感觉到，他的日子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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