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新记（三十六）

这个机会由于共产党内部的争吵而丢掉了。共产国际的高级顾问曼弗里德·施特恩那时仍在上海。他强烈反对同十九路军合作，他说十九路军“只不过是一支军阀的部队”。布劳恩似乎是不热心的，并且感到如果同曼弗里德的指示不符合，他就不能行动。布劳恩后来说，博古和周恩来都赞成同十九路军合作，但别的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反对合作。当代中国的历史学家们没有发现布劳恩这种说法有任何根据。布劳恩说，反对得最激烈的是“上海中央局”——不论他所说的“上海中央局”是什么吧。那时这个“中央局”已经是由一小批下属在维持着的一个乱糟糟的机构，这些人不久就被蒋介石的秘密警察肃清了。
在共产党人争吵之际，蒋介石镇压了十九路军的造反。
一九三四年的共产党领导机构处处显露出内部混乱的征兆。朱毛时期那种坚决、果敢的战略没有了。决定权落在一些没有多少作战经验或毫无作战经验、更没有同人民（他们称为群众）打交道的经验的人手中。莫斯科和上海虽然远在千里之遥，却试图支配那里的事。布劳恩到中国还只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他仍然不了解这个国家，不了解中国人，不懂得他们的语言，甚至也不学习它，不了解中国的地形，既不了解中国的地理也不了解江西人和贵州人之间的深刻差别。他不了解，一个江西人发现自己到了四川（或者一个四川人发现自己到了江西）之后，由于方言不同而不能同周围的人讲话，离开家乡千百里地而又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返回家乡，甚至不知道今后是否还能回到家乡，心里是什么滋味。
他无法理解长征开始两天后两个战士急急忙忙跑到杨成武政委面前所说的一番话的含意。当时队伍正沿着一个崎岖狭窄的山隘前进。没有一个人讲话。战士们低着头默默地走着。有两个江西的战士快步赶到杨成武面前，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其中一个大声问道：“杨政委！我们已经走了两天了。我们到底要到什么地方去呀？我们还要象这样走上多少天呀？”
（三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