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新记（二十三）

日本在远东推行的侵略活动和希特勒在欧洲造成的威胁，使得莫斯科重新估量中国。它感到需要利用毛泽东的威望来加强红军和中国共产党。于是，毛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举行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恢复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毛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共产国际制止了对毛泽东的批评，并且在大加删改以后发表了他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下旬召开的中央苏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这丝毫也没有影响布劳恩对中国军事政策的完全控制。各项决定皆由布劳恩、博古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小组作出。
虽然布劳恩直到临终还争辩说，他只是作为顾问被派往中国的；虽然中国当代的分析家们也承认，严格地讲，他的说法是对的，但事实上也是中国人自己把权柄让给了他。
布劳恩在自己回忆录中写道：“虽然我一再提醒（中国）干部们，我的职位只是一名顾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变得好象拥有最高权力了。”
翻译伍修权同意这种估计。他说：“我相信，布劳恩的地位不是靠自己去夺来的，而是博古给他的，这个失误的责任在中国人身上。”
伍修权相信，用中国人当时的说法来讲，布劳恩的抵达就好比“如虎添翼”。
伍修权回忆说：“我们把他叫做太上皇，意思就是战神，博古从来没有拒绝过他的建议。”
伍修权承认，周恩来对这种局面也负有责任。不论周恩来是否赞同布劳恩的意见（有证据表明他渐渐地不信任和不同意布劳恩的意见了），他没有、也不能真正有效地反对他。
如果布劳恩的建议使红军取得了成功，这些就全都没有什么决定意义了。但情况并不是那样。他的建议使红军连遭损失而没有带来一点好处；没有缴获任何战利品；没有增加兵力；地盘则不断缩小。
起先布劳恩得到军事指挥员们的广泛支持。甚至连朱德也几乎每天都要到“独立房子”里同他磋商。其他一些将领的态度也是如此。布劳恩得到很有影响的洛甫（曾是旧金山唐人街一家报纸的编辑，也当过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图书管理员）和受伤的军事指挥员王稼祥的完全支持。（二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