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还能打出哪张外交牌？

【洛杉矶《国际日报》十二月九日文章】题：台湾下一步将打出哪张外交牌？（作者陈尧钦）
大致而言，台湾在外交上打出的策略牌，可分为三个时期探讨：（一）在一九七一年以前，目标是确保联合国会籍，此一阶段使用的是“非洲牌”；（二）一九七八年以前，为了维持与美国的外交关系，曾经有部分人士主张采用“苏联牌”；（三）一九七九年以后，为了维持一定的建交国家，使用的策略可视为“中南美洲牌”。
从一九六○年开始，台湾当局开始苦心经营非洲。但是，这张确保在联合国席位的“王牌”却因中共的“三个世界理论”而逐渐式微。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由于“非洲牌”的成功运用，至少延长了台湾在联大的年限。神秘诡谲的“苏联牌”至于所谓的“苏联牌”，在台湾曾引起广泛的议论。早在还没有正式喊出“苏联牌”之前，就曾发生了几件值得玩味的有关传闻。首先是六十年代，当中共与苏联关系开始恶化之际，台湾在不知不觉中将喊了十几年的“反共抗俄”口号改成了“反攻复国”。到了七十年代初期，正当杨西昆苦心经营非洲之时，外电曾报道杨氏曾在非洲多次与苏联外交官员“晤面”。
一九七一年底，我国退出联合国，外交情势急剧逆转，而美日两国承认中共也是迟早之事。于是，部分关心台湾外交处境的人士乃公然主张利用“苏联牌”作为在美日之间周旋的一副筹码。不过，台湾对这些看法以及传言却始终保持缄默。
一九七八年年底，美国正式承认中共，一时间台湾民心沸腾。而要求打“苏联牌”的口号叫得更响。甚至于当时驻美大使沈剑虹在接受美国记者访问时，也以未置可否的语气答道：如果与魔鬼打交道能获得好处，也未尝不可一试。而当时国外观察家又以蒋经国早年留学苏联的背景，判断台湾大有采行苏联牌的可能。基于这种情势，美日乃断然提出警告，倘使台湾真采苏联策略，则将进行贸易制裁，停止军售。一向对此策略保持缄默的政府，此时终于表明态度，正式否定了“苏联牌”。
美国与中共正式建交后，台湾当局遂将全力投入确保中南美洲建交国之上，而“中南美洲牌”也成为台湾突破外交困境的唯一一张王牌。困难的外交模式事实上，就这些策略而言，虽然曾为台湾开拓出新的外交局面，但毕竟是一时的局面。当台湾逐渐从国际政治舞台退却后，短期的策略已无法应付相继而来的国际组织会籍保卫战。于是，早在六十年代即已被提出但并未受到广泛讨论的国际法上的外交模式，又再度成为各界讨论的焦点。这些模式包括了“德国模式”、“新加坡模式”、“多体制国家模式”以及“奥运会模式”等。这些模式在国际法或现行政治环境中，虽或多或少有其可行性，但事实上却有其掣肘之处，故终未能成为台湾突破外交困境的长期战略。
首先，就德国模式而言，这项对台湾最有利的外交模式，随着中共逐渐崛起国际舞台而失去其可行性。其次，“新加坡模式”主张台湾与大陆分离成两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这种主张事实上无异于台独，而在实践上不但无法得到美日支持，甚至有可能予中共以口实，对台湾强行使用武力，根本是走不通的。
魏镛的“多体制国家”精义是在“一个中国”的“民族国家”的前提下，存有两个“政治体系”，在两个体制未能统一前，其他国家有权利和两边建立官方关系，但不必涉及主权问题。魏氏此一主张曾获得台湾国内许多开明人的支持。但正当台湾徬徨于这种主张时，邓小平却以多体制国家为口号，建议台湾与中共谈判。台湾当局遂不愿再谈“多体制国家”。不过，从许多迹象看来，“多体制国家”模式可能是目前突破外交困境较为可行之策；台湾虽不愿谈论，但实际外交工作如能循此模式发展，实不失为可行之策。
当台湾在努力重回国际组织之际，沈家铭、纪政、沈君山等人所提倡的“奥运会模式”曾昙花一现地打开一条新出路。但是“奥运会模式”的让步太大，台湾当局除了能容忍体育团体采这种模式外，在对外关系上却不愿采用。
另外，台湾在确保亚银的会籍上，始终坚持不愿改变会籍名称，但并不坚拒中共入会，这种新出现的“亚银模式”等于默许海峡两岸的官方代表，可同时存在于同一国际组织中，其地位较“奥运会模式”为优；但问题是，在已失去席位的国际组织中，如欲以“亚银模式”重新打入，恐怕很难如愿。经贸关系依然顺畅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尽管面临了重重的外交困境，但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上，却没有遭到类似的困扰。前美国驻华大使馆参事克拉夫指出，一九七一年以后，中华民国在外交关系上开辟了新途径，他们的新方法是与他国建立关系，而不再需要在各地派驻传统的使馆。他因此而称台湾的外交策略是一种经济导向下的外交策略。
诚如克拉夫所言，台湾当局在处理对外关系的问题上，的确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取向，那就是如能回避主权问题是最好的现象。但是如果回避主权问题不谈、则双边关系势必局限于经济、文化、新闻等层次上。事实上，台湾所争取的也就是维持这些关系，即习称“实质关系”。
如果说台湾当局在涉外问题上有既定的策略，则维持“实质关系”就是一贯的长期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