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新记（二十）

对共产党人来说，中国没有一块地方是安全的。危险最小的地方是朱毛领导的赣南中央苏区。一九三三年春，党的领导人开始从上海撤到江西和红都瑞金。布劳恩也计划要继他们之后尽快南下，但是他先得等一位新的军事总顾问到来，这位总顾问将是布劳恩的上级。到了暮春季节，他终于在上海的一条马路上同这位新上级偶然相遇。这个人是曼弗里德·施特恩，化名弗雷德。后来他在西班牙内战中出了名，成了忠于共和政府一方的“克莱伯将军”。弗雷德走了半个地球——横跨欧洲、美国、太平洋和日本——但是到上海后却接不上头。
上海是苏联地下活动的中心。很多苏联秘密工作人员是德国人或美国人。最好是美国人，因为，正如曾在上海工作过的著名美国共产党人史蒂夫·纳尔逊所说的，他们有“金护照”，也就是美国护照，所以不大可能被逮捕。在布劳恩抵达上海时，共产国际的最高秘密工作人员是阿瑟·埃瓦尔德，即尤尔特。布劳恩在德国时就认识他。在布劳恩到上海之前，后来成为美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白劳德也曾是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秘密工作人员。在布劳恩离开上海不久，后来成为美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尤金·丹尼斯到了上海。后来曾担任纽约共产党报纸《工人日报》主编的哈里·甘尼斯也在上海工作过一段时间。
里夏德·佐尔格在一九三○年抵达上海，建立了他那个著名的苏联军事间谍网。他原来一直在共产国际，无疑是知道布劳恩的。尽管从事秘密工作有严格的组织分工，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却经常互相磕磕绊绊。佐尔格有他自己的无线电设备可以同莫斯科和苏联的另一个地下活动基地哈尔滨联系。他的军事情报是不告知共产国际的。
在一九三三年充当共产国际的交通员的纳尔逊夫妇，给上海局带来了中国驻莫斯科代表王明的指示和活动经费。史蒂夫·纳尔逊带的是指示，他妻子带的是钱。尤尔特那时是上海局的头头。据纳尔逊回忆，离开江西的问题在一九三三年就已经辩论过，王明的指示是让他们自己作出决定。尤尔特赞成留在江西，中国代表们说他们不得不撤出。
“弗雷德”在西班牙内战中发挥过突出的作用，那时候用的名字是“克莱伯”。他同布劳恩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在奥匈帝国的军队中服役，后来被俄国人俘虏，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内战中打过仗，后来上了伏龙芝军事学院。
据布劳恩说，他同施特恩在一起没有多久就常常吵架。但是，由于施特恩来了，他才能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初藏在一只运货帆船的中舱夹缝中，溯赣江而上，秘密抵达红都瑞金。在苏区欢迎他的是共产党的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身后跟着背挎带红穗弯刀的警卫。邓发满脸笑容。据布劳恩说，邓发同他后来成了可靠的朋友（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