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新记（十九）

布劳恩一九三二年离开莫斯科，向东经过横穿西伯利亚的铁路到了满洲车站，凭着一张他后来所说的“署名为布劳恩的、无可挑剔的奥地利护照”越过边界到了满洲里。
他在回忆录中说，他在一九三二年春抵达哈尔滨，作了一些“调查旅行”（他没有说在哪里），然后乘火车到大连，再乘轮船到了上海。一九三二年秋，他住进了老礼查饭店，那里是英国殖民者喜欢居住的地方。过了几星期，他搬进了“一家美国人的公寓”。他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在中国也没有一点经验。同大多数俄国秘密工作人员一样，他对中国一无所知。但是他在执行命令方面是完全可靠的。在莫斯科，真正起作用的正是这一点。莫斯科那时不大了解中国，后来也不大了解中国，但是它在中国革命上下了巨额赌注。它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已经花了大笔的钱，而且此时还在通过柏林一家银行向上海一个叫国际革命互济会的机构提供大量金钱。
布劳恩工作很努力。他曾持史沫特莱的介绍信到过北京。史沫特莱是一位热情的美国人，但也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她先投身于俄国革命，然后又与印度革命共命运，现在则是中国革命。布劳恩带着史沫特莱的信去见斯诺夫妇。那时埃德加·斯诺在燕京大学任教，海伦·斯诺还在读书。他们两人都同情革命和变革。斯诺夫妇不信任这位三十二岁的德国人。他也不信任斯诺夫妇。看来布劳恩认为斯诺夫妇和史沫特莱可能是美国间谍。海伦·斯诺对布劳恩的厌恶始终未能消释，她认为他是一个好色之徒（很多中国人也有这个看法）。
在布劳恩抵达上海时，那里处境艰难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在蒋介石秘密警察的打击下正濒于瓦解。第一场大灾难发生在他来到之前——很多担任领导工作的共产党人被告密者出卖，遭到敌人的逮捕，进而被处决。（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