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意义与国际影响（二）

和平渐进的方式使改革可以在比较稳定的环境下进行，从而提高了成功的机会。美国另一位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密歇根大学政治系教授奥森伯格，对这一点有很高的评价。他说：“（中国当前的）改革是与历史上许多以和平渐近的方式来改变社会的基本体制的改革相似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可以与日本的明治维新比较……也可以与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俄国的彼得大帝改革……相比较。’所有这些改革都可以被称为‘伟大的改革’。”他将中国目前的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拿来比较是很有意义的。中国和日本差不多是在同一个时候被西方国家逼开门户的，但明治维新的成功，终于使日本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经济强国，而中国的‘‘明治维新”却一直没有出现。这是不是一个导致中日两国的发展差距那么大的主要原因，的确是一个有趣的问题。美国纽约市韩特学院政治系教授扎戈里亚在一篇讨论中国改革的长文中提到，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领导人胡耀邦曾广泛阅读有关明治维新的资料。这除了说明中国领袖重视与中国有很多文化共同点的日本的改革经验之外，也显示他们正设法将目前的改革摆在适当的历史脉络中看待，使它与中国为历史一脉相承。价值体系的真空
这场改革的另一个特点是，不以任何既定的、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或价值系统为指导方针，而是用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最开放的心态来处理改革的问题。
贯穿着整个改革运动的其实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精神。这句表面上看似空洞的口号，其实却是一个涵盖面非常广，效用非常大的原则，使改革领袖可以放手采纳古今中外任何发展模式的经验和优点，而完全不受任何既定思想理论或意识形态的束缚。
然而，缺乏一个包罗万象的价值体系或意识形态固然使中国领袖可以实事求是地解决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却同时也造成了一种思想和道德标准的真空状态，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近年来开放的结果，中国社会上出现了种种不良现象，如非法致富、贪污盗窃、投机诈骗、黑市买卖等等，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这种种情况的出现，可以说是经济改革的副作用，是一方面在物质欲望刺激下，另一方面在没有道德价值观的防卫下产生的。
其实，这是中国从一个极端——精神第一主义，走向另一个极端——物质第一主义的必然结果，是完全不足为奇的。过去，国家仅仅用精神手段来动员民众，而现在则似乎仅仅用物质手段来动员社会，两者都是不可能持久的极端现象；就象钟摆一样，是终须摆回中间来的。因此，如何在精神和物质之间取得平衡，是中国改革中的一大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七五建议”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指导原则：在推进物质文明的同时，必须坚持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如何及怎样建设精神文明，对现阶段的中国是一个很大和很复杂的问题。从目前的一些迹象看来，中国领袖似乎正在重新回顾中国的历史，希望从传统文化中找寻灵感。中国目前的改革如果真能使一度完全被否定的传统文化再度受重视，并提供一个难得的机会，使中国人终于能够以批判的态度继承传统文化的话，它的历史意义就更重大了。在共运中开了先河
除了“回头看”之外，中国领袖也“向外看”——向马列世界以外看。向外看和开放的结果，不但带来了资金、技术和海外市场，也引进了不同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先进经验和优点。这使中国的改革在某些领域中超出了苏联东欧集团迄今为止所曾进行过的任何改革的范围。奥森伯格在上文中指出，中国改革的某些根源来自东欧，但东欧并没有完全实现同等规模与性质的改革。其实，中国改革的许多内容，的确已远远超出了计划经济制度所能允许的限度，如果它能成功的话，肯定会给实行这种制度的国家带来很大的冲击。扎戈里亚在上文中就认为，如果中国的改革在将来一段更长的时间内仍是成功的话，对未来的苏联领袖可能会有巨大的影响。（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