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意义与国际影响（一）

【新加坡《联合早报》一月一日文章】题：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意义与国际影响（作者林任君）《联合旱报》编者按：中国自一九七八八年开始全力推行的经济改革，可说是它百多年来第一次在没有内乱外患的情况下，以和平渐进的方式展开的最全面、影响最大的现代化运动。
这场改革虽然以经济为标榜，实际上却包含了政治和社会的内容。改革的结果，共产党在社会中的地位已经开始转变，党、政、经不再混为一体，而开始有了比较健康的区分，人民的注意力突然从政治转向经济，扭转了过去数十年、甚至百多年来中国社会高度政治化的局面；在思想方面，以一种前所未见的开放心态，一面向传统文化、一面向苏联东欧体制以外的发展模式找寻灵感，尝试闯开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建立所谓“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因此，无论从中国本身的历史或国际共产运动史来看，这场改革的意义都是非常重大的。
另一方面，由于改革的需要，中国极力谋求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并且抛开思想桎梏，与一切有利其现代化的国家交往合作，不但使中国与全世界建立起互相合作与依存的经济关系，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消除了国际间的一些紧张关系，增进了和平的机会，对国际局势的影响是巨大深远的。此外，中国的开放也大大加速了世界经济重心移向亚洲太平洋区的进租。已故未来学家赫尔曼·卡恩曾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亚太区的经济和文化高度发达的“新世纪”，这个预言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维系于中国改革的成败。「挑战与反应」的延续
要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当前的改革，可以先借助已故英国历史学家托恩比的“挑战与反应”概念，将中国过去百多年的历史，解释为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挑战下的反应过程。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认为，在西方文化强有力的冲击下，中国内部发生了激烈的反应，产生了各种求变的力量；中国这一个半世纪的激荡史，便是由这一连串的挑战和反应、由各股求变力量的起伏与冲突交织而成的。如何找寻一条最适合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使国家富强起来，正是百多年来一直困扰着中国人的问题。
然而，自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的门户被西方国家强行逼开以来，中国不是一直面对外来侵略的威胁，就是处于一种内部分裂的局面。虽然在不同的时期曾经出现过不同的现代化主张，个别当政者也曾尝试过进行改革，但由于内乱外患，有利于在全国基础上有战略、有步骤地推行适合本国情况的现代化改革的那种和平稳定、团结统一的环境，根本就没有出现过。
中共胜利掌权后，曾经采用苏联的模式进行改革。但那与其说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权衡比较之后所选择的途径，不如说是它不得不向苏联“一边倒”之后，在别无选择之下所能踏上的唯一道路。一名研究国际关系的中国访美学者刘毅认为，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由于照搬苏联模式，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的集权程度高而效率低。它不仅束缚了经济发展，而且便利了极‘左’路线的推行。在对外关系上，由于处于直接同美国对抗的地位，中国长期失去与西方世界的联系。这反过来又加强了国内极‘左’势力的影响。”因此，没多久，这种改革就被连场的政治运动搞乱了。中苏的交恶更使本来就与美国敌对的中国处于非常孤立的状态，于是中国又干脆关闭门户，闭门造车起来了。从中国百年来尝试现代化的努力来看，文化大革命的倒行逆施，的的确确是大开历史的倒车，使中国在大多数国家前进的时候不进反退，相对浪费了几十年光阴。如果把百多年来动荡的中国比喻为一个摆动中的钟摆的话，那文革时期极端排外的中国应该是它摆到最左端的时候。历史的转机
然而，就象历史上的任何危机一样，文革的浩劫也带来了空前的机会，使中国人能够在痛定思痛，冷静反省之后，毅然挣脱阻碍进步的各种条条框框，一面回顾传统文化，一面放眼马列世界以外的广大天地，探索新的现代化道路，团结一致，从头干起。
邓小平的确是抓紧了这个历史性的机会。他利用文革的反作用所带来的巨大动能，因势利导，将整个局势扭转过来，大刀阔斧地推行了一连串极富有想象力的改革措施，在短短的几年内开创了一个中兴局面，并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这场改革于一九七八年从农村开始，责任制的实行和农民自主权的扩大根本改变了整个农村的面貌，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不但解决了最重要的温饱问题，而且还使中国第一次成为一个粮食出口国。农业生产的提高也带动了副业和农村工业，使这个百分之八十人口务农的国家的经济突然整个生气蓬勃起来。接着，经济特区出现了，一些沿海城市开放了。一九八四年第四季，改革的方向逐渐向城市这个比较复杂和困难的地带转移，对经济改革具有关键性意义的价格改革终于实行了。一九八五年九月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的第七个五年计划建议，更强调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而搞活企业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在这些改革下，企业的领导和管理概念开始改变了，资本市场和劳动市场开始出现了，自由市场与计划分配系统并存的局面也开始形成了……。
无论从改革的类型、改革的范围、还是改革的深度来看，这场改革已经涉及整个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的各个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改革尚未波及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经济的改革无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政治改革。责任制的实行和农民及企业自主权的扩大意味着党对经济的干预逐渐减少，国家的直接控制也转为间接控制；控制的手段不再是政治思想，而是经济政策和渐趋具体的法律制度。人治的影响渐渐消退，法制思想开始抬头；理性的经济考虑取代了毫无理性的政治挂帅；人民的注意力，一下子从政治转到经济方面来。划时代的意义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在邓小平于一九七八年再度掌权，巩固了一个强有力的、具有同样改革思想和决心的“现代化”领导层之后，在短短的几年内出现的。这个领导层的巩固，使改革可以在内部相对团结下，由强大的政治力量推动，在全国的基础上进行，而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也使它可以用一种比较有理性的、既参考外国经验又符合本国情况的方式进行。这些在过去百多年来所没有出现过的条件或特点，使这场改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很可能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分水岭。
其实，领导层的团结和政局的稳定，正是使这场翻天覆地的改革能够以和平渐进的方式进行的主要原因。这也是过去百多年来的任何改革尝试中所缺乏的条件。即使是配合经济改革而进行的领导层大改组也是通过合法程序和平顺利完成。在一九八五年九月的中共第十二届四中全会、全体代表会议和五中全会等一系列会议中，中共中央领导层的百多位元老自动让位，让一批年轻而有专业知识的新血接任，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权力新陈代谢行动。这次新陈代谢标志着干部终身职的废除和暴力斗争夺权方式的摒弃，进一步巩固改革派的地位，也加强了和平渐进改革的基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