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苏联改革的差别

刘易斯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取得了令人惊奇的进展，而戈尔巴乔夫则只是在修修补补。邓小平的构想如果实现，将是苏联遇到的最大挑战；如果苏联用中国的办法来解决经济问题就意味着承认现行制度中的原则不正确
【美国《纽约时报》一月七日文章】题：中苏之间的差别（记者弗洛拉·刘易斯发自巴黎）
中国在邓小平现代化计划的指导下取得的令人惊奇的进展使西方人产生了一些错误的看法。人们在想，苏联是否也有可能出现类似的情况，他们还认为中国正在“变成资本主义的国家”。
这两种想法都是以错误的假定为基础的。邓小平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情况截然不同，其根子在于两国党都经历过的普遍的清洗运动。
邓先生由于反对左的政策而三次被清洗，最后一次是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清洗的，他重新上台以后把他的观点付之实施。邓小平的观点并不是资本主义观点，但的确接受某种程度的市场调节和刺激手段，这对认为绝对平均主义比生产更重要这种严格的正统信念将是一种严重的损害。
因此，他不必因为他的过去而向世人道歉。他本人的主张首尾一致，使他有了某种程度的改革自由。
而苏联的情况不是这样。斯大林清洗掉的人仍然处于无权地位。苏联领导人是一种其办法业已成熟但其原则尚未成熟的制度的继承人。如果他们也用邓先生在中国使用的办法来解决苏联的经济问题，就意味着承认苏联制度中的原则是不正确的。
俄国人过去曾进行过改革。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斯大林终止了它的实行）的确尝试过使用外资和放松中央经济控制，斯大林本人也曾试图在他的斯达汉诺夫计划中使用有限的刺激。
但是，苏联从不接受北京关于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供求法则”的新说法。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接受这种说法就意味着否定了为把苏联变成一个力量强大无比的大国所作出的努力，任何沿着苏联的晋升途径上来的人连想都不敢想。
邓先生是在文化革命留下的烂摊子基础上起步进行建设的，而戈尔巴乔夫则是在拙劣地修补他和他的同事们都认为基本上是健全的制度。实际上，在苏联从来就没有什么平均主，购销两旺的黑市市场得到了容忍，被认为是不可缺少的生活中的事实，而有关理论却拒绝予以承认。
邓先生的构想如果实现了，那么这将是俄国人遇到的最大挑战，因为这将使他们的领导人的合法性——这是建立在他们声称自己知道如何使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运转的自我吹嘘上的——成了问题。
但是，戈尔巴乔夫目前还不会遇到这种情况。
苏联这种结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具体规定的，人们把它视为典型，只是因为苏联是第一个宣告马克思主义是正统的意识形态，而邓先生正在建设的是另一种模式的共产主义。
各种奇怪的解释已使马克思主义失去了作为一种明确的模式的意义，所剩下的轮廓清晰而透明的模式是列宁主义，苏联珍惜它，中国也很珍惜它。
根据列宁主义原则，采用资本主义办法是不能接受的。对西方来说，比较理想的情况是，中、苏这种国家集中精力解决自己内部的问题，而不要干预别国的事务。如果俄国人也按这个方向跟着中国走，世界就可以比较容易地进行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