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列佛时代

美刊认为，反恐战争之后，美国自感更加强大，并且更加坚决地自行其是，在新的世界里，格列佛不再会被小人国的居民所束缚 
【美国《新闻周刊》2月18日一期文章】题：格列佛时代（作者　克劳德·斯马德加）
先是布什总统令人震惊的国情咨文演讲。接着是纽约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这是一个美国“强权庆典”的场合，布什政府的主要官员口口声声美国的安全和战略利益，也不管美国的朋友或敌人喜不喜欢。现在又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军费增长：单是明年就将增加480亿美元。如果人们曾经对新的世界秩序有过怀疑的话，那么这种怀疑现在该停止了。异乎寻常的“9·11”事件及其后果展示了新的地缘政治现实。
首先，美国在这次危机后显得更加强大了。自罗马帝国以来，还没有国家拥有过像当今美国这样的绝对优势。在“9·11”之后，美国人也许感到容易受到攻击。但这似乎只会增强布什政府在其行动和对外声明中所显示的决心和不受约束的力量。华盛顿显然将越来越趋向于采取促进其战略利益的先发制人的政策。
欧洲人对这样的直率感到不安。“邪恶轴心”让他们担心，美国不会对潜在对手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坐视不管的警告也让他们担心。布什让职业外交官感到焦虑，因为他的话直截了当，而且他的话是当真的。
“9·11”标志着越战综合征的终结，它是一个分水岭。在美军丢脸地从西贡和金边撤离后的26年里，美国对自己在世界上的角色以及如何使用强权的看法一直十分模糊。尽管它在每一个领域中日益占据了主宰地位，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来，但它从来都不能确定是否、如何以及何时运用自己的力量。那时美国显然没有准备好为充当唯一超级大国付出代价，尤其当这种代价可以用裹尸袋来计算的时候，就像在索马里。
这种状况随着“9·11”事件的发生而改变了。忽然之间，越战后时代的缺乏自信和自我反省荡然无存了。强调“没有伤亡”地运用美国强权的鲍威尔学说也不见了。如果说迄今为止有一样东西使布什政府与众不同，那就是坚定地认为必要时应当广泛地使用强权保护和促进美国的利益，而无需将其伪装成某种崇高的拯救人类的美国使命。这一新政策的言下之意是承认强权是要付出代价的。美国由于缺乏明确目标或确凿罪证而推迟报复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许多人抱怨美国的“单边主义”。尤其是欧洲人，他们希望对“9·11”事件的集体反应让华盛顿确信集体行动和安全，也就是“多边主义”的好处。我们知道这是一厢情愿。在美国主要的决策者眼中，多边主义分明只是一个“照单点菜”式的对外政策工具，是一种策略之词。在新的世界里，格列佛不再会被小人国的居民所束缚。今后针对“邪恶轴心”的行动将在华盛顿，而不是伦敦、巴黎或莫斯科作出定夺。
布什政府以及未来美国的挑战是探索单边主义的极限，学会如何在避免不必要地冒犯或压碎不那么强大者的情况下显示强权。“9·11”带来了许多新的现实，但它也再次证实了一个由来已久的事实——我们的世界仍然是一个全球的世界，这是一个没有朋友的孤独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