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领导第二次革命（完）

不管怎么衡量，中国仍然是一个穷国。邓的目标是，到二○○○年要使人均收入增加到八百美元。而一九八○年的人均收入是三百美元。到那时，中国就将足以达到加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水平。
可是，对许多中国人来说，生活正在迅速得到改善。工业生产同粮食生产一起迅速增长。在一九八五年初期，工业生产以百分之二十三的年增长率在增长，邓及其计划人员认为这个速度太快。他们下令放慢工业生产速度，以避免出现短缺和通货膨胀加剧的现象。在毛时代，中国消费者的梦想就是购买“三大件”：一辆自行车、一块手表和一台缝纫机。如今，这三大件是电冰箱、洗衣机和电视机。一位西方外交官说：“想一想，住在贵州省内地的一些人现在可以在晚间新闻节目中看到贝鲁特和纽约的电影镜头。三年前，他们连居住在最近的那座山的另一边的人都不知道。”
在云南省，梁卫丰（音）从国家银行借了九百六十五美元购买一台双轮拖拉机；他用这台拖拉机为他的左邻右舍拉柴火、砖头和粮食’赚了不少钱，八个月内就把借款还清了。梁干这个活儿现在一年净得大约一千六百六十美元，另外，他的妻子苏永嫦（音）通过在一块不到一英亩的地里种水稻和蔬菜，一年还赚得大约二百三十美元。苏说，“我只知道现在的政策好，所以我们能够变富”。
说来奇怪，莫斯科那些维护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卫士现在并没有象人们可能预料的那样做出任何反对邓的事情。私下里，他们担心，如果改革成功的话，中国将会在军事上构成更大的威胁。
但是在公开场合，苏联报刊已注意到了中国的经济进步，在理论问题上只表示了小小的疑虑。如果苏联人想同北京继续搞好政治关系，他们必须避免恶语伤人。另外，一位亚洲国家驻莫斯科的外交官说，他们“也许想保持选择的余地，以防他们五年后决定自己也想对其中的一些做法进行尝试。他们也许不会请资本家进入经济特区，但是，他们可能对建立‘受控制的’市场体系感兴趣”。
苏联官员对有人认为高度工业化的苏联可以从农业国的中国身上学到东西的想法嗤之以鼻。可是，他们至少对邓的改革感到好奇，从一些迹象看，改革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比他们愿意承认的深。阿切尔一丹尼尔斯一米德兰公司（美国一家经营农产品的大公司）董事长德韦恩·安德烈亚斯经常访问中国。一九八四年。他去莫斯科访问，同戈尔巴乔夫进行了两小时私下会谈，当时戈尔巴乔夫仍在主管苏联农业。安德烈亚斯回忆说：“我跟他谈了有关（中国）改革情况，他对此十分好奇。他特别想听听中国同外国公司合资办企业的做法是怎么搞的。”
然而，从长期来看，中国创造一个现代社会的前景在意识形态上对苏联人构成了致命的危险。现在，他们在使他们的盟国，更不用说尚未取得政权的共产主义运动，跟他们走的方面遇到的困难已经够多了。中国的样板只能鼓励象南斯拉夫和匈牙利这样一些国家继续它们将市场因素注入国家控制的经济中的做法，而且会使那些未掌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认为，它们也未必非照搬苏联的路线不可。（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