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到中国投资？

【香港《百姓》半月刊十二月十六日一期文章】题：我为什么到中国投资？（原编者按：本文为哈默博士所撰英文稿之中译，译者王亦令先生或认为英文原文较接近古典文体，因此也以浅白可读之文言文译出。）不远千里访华
老夫初晤邓公小平于休斯敦，已六年于兹矣。邓公应卡特总统之邀而访美，恰当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夕。此系邓公初次来美，亦为中共最高层访美之第一人。此访意义非比寻常，卡特当局理应引以为荣，其谨小慎微防生差错固亦宜也。
美国国务院顾虑余与苏联有深交，不愿我与邓公觌面。然招待邓公之斗牛会以及休市之私人宴会，予仍忝属座上客。予随众列队，依次引见于邓。
我访华一月之后，时任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之康世恩阁下，踵邓公而访美，盖应我国能源部长之邀也。余宴康公及其一行于休斯敦。
西方石油公司与中国官方之接触，由是肇端。此类接触导致系列贸易成果，以其近者及荦荦大者而言，则南中国海石油勘探之区块合同有二，另一项正式协议共同开发安太堡露天矿，该矿预期年产原煤一千五百三十三万吨，为全球之冠。煤矿合营企业之合同期为三十年，总投资六亿五千万美金，本公司摊资二亿。有列宁新经济政策之感
余之与中国签约合作，盖鉴于邓公实行开放政策，欢迎外资，为商业提供机会，吾遂见机而作，不俟终日也。邓公今日之政策，实与六十年前列宁之新经济政策如出一辙。吾目睹今日中国，似曾相识，有重返列宁故国之感。一言以蔽之，中国为我公司股东提供商务良机。
目前中国当局施政之诚意，其冲破旧藩篱之决心、打破旧枷锁之勇气，吾皆深信无疑。试举一例以明之。三年前，吾承约稿，为其官方之英文《中国日报》撰文，遂坦率直陈中国当时之厥失，尚有待于创造适宜之气候条件，始足以言吸引外商来华投资。以今日形势觇之，吾喜见三年前之献芹，或已付诸实施，或则行将实施之中。中国之大步前进，于斯可证。
邓公政策岂特造福华人而已，中国现已起步结束“闭关自守”，此亦全球之幸也。故中国现代化之成功，应视为世界和平之稳定因素。吾与邓公及中国政坛诸公推心置腹、戮力以赴者，私衷固在于此也。双方合作  互利互惠
中国迄今犹为发展中国家，历来避免举债。其当前之“四化”，殷需大量资金，解决之良策其唯索诸大自然之丰富赐与而已。中国富于资源，而乏勘探开发之技术及资金。彼所乏者，我有之。西方石油公司善在其它公司锻羽退出之地找油成功，而“西方”所属之子公司——岛溪煤炭公司——则精于煤矿技术。双方合作，必可互利互惠，稳操左券，并非徒托空言，盖有坚厚基础者也。
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之言是矣，胡公屡谓中国合营企业之重点在于能源之开发、有色金属之开采、交通及电子工业之发展，此极有见地者也。数年来，本公司与若干美国及跨国石油公司蜂拥而至南中国海勘寻海外石油。在尚未深入掌握地质资料之前，众测纷纭，具指望出现另一沙特阿拉伯，或另一阿拉斯加。时日渐逝，初期勘探无大斩获，希冀成泡影，遂有灰心失望者。本公司不然。我仍孜孜不倦于此。毅然投资中国煤矿开采
中国法典尚有待于完善，颇致外商之忧。余则以为，吾人固不必停止谈判交易而坐待其起草律令。商务往还中之若干大事，如出资、付款及分摊比例之类，仍不妨经由谈判而以协定或合同落实之。
复以陆上项目而论，无论对石油或对煤矿，颇有以中国政情稳定为虑者。大型项目所最倚重之交通运输、港口设施及劳务供应，在在系于当地政局之安定。疑者啧有烦言，谓在中国长期投资煤矿，风险之大，非潜在利益所可抵消者也。
老夫甚不以此言为然。吾多年密切注视中国之政情及社会状况，观察结果颇能释怀于其大定粗安之局。非谓其绝无变易也。以中国之具体情况而论，在其积弱图强过程中，变化自属题中应有之义。反之，假若其一切皆凝固刻板、僵化不变，吾反不愿亦不敢作任何投资矣，吾实无从想象一成不变何以能成长，任以能发展也，由是观之，变化者进步之谓也。在吾与中国签约携手合作，共同开发山西省安太堡露天煤矿之时，正为世界市场煤价大跌之际，而吾犹猛下决心者，其故在此。
于煤价，吾无大忧。试放目远觇，地球之油源有其极限，无任何一国可免此虞。能源者，经济发展之主要因素也。能源中之石油既日趋枯竭，煤之脱颖而出执能源牛耳，固为势所必至也。盖煤系世上藏量最丰之自然资源也。煤需既增，煤价必上扬，此为不可避免之定律。若循此理而推之，则煤价疲软之际，恰为研议大型长期煤矿如安太堡者——安太堡矿期为三十年——之良机也。
犬儒又疑日，中国交通不发达，何况安太堡地处僻乡。
为破此疑，我于三年前遣一代表团专程赴华考察铁路状况，并研究改善设施之道。老夫将专家报告亲呈赵紫阳总理，建议开设专线专车，扩建港口以容纳大型货轮。中国政府采纳此研究成果，致力增筑基本建设。中方迅速铺设第三铁路线，专为将山西之煤自大同运至秦皇岛港，并已获日本贷款扩充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