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塔斯社记者奥夫钦尼科夫三十年后重访中国

【苏联《新时代》周刊一九八五年第三十四期文章】题：三十年后的中国（作者Ｂ·奥夫钦尼科夫）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看到三十多年前开始我的记者生涯的城市。我是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来到北京的。
在从机场进城的路上，我眼巴巴地寻找着往昔的城墙轮廓，可是城墙已经不见了。只是在一座有古老天文仪的城门楼上才辨认出了我曾经住过数年的地方。两旁种着槐树、杨树和柏树的公路干线变成了北京的主要街道——长安街。
前门城楼依旧位于中国首都的中央广场南端。我认出了北京火车站的旧建筑物（现在这里是铁路工人俱乐部）。四周则是我完全陌生的北京了。沿着城墙的地方盖起了一排现代化的住宅，建筑物之间是设有地下通道和地下铁道站的六车道的大道。
人们的面貌发生了变化。但是，不能说人群都改变了穿着。大多数市民依然穿着传统的蓝色或灰色干部服。有时看到鲜艳高领绒线衫、短衫，牛仔裤，通常是男女青年的穿着。追求时髦装束的基本上也是青年，虽然不仅允许穿得漂亮，而且也鼓励穿得漂亮。电视广播员就穿西服，打领带，女广播员发式时髦，身着连衣裙。
还记得，五十年代时，毛巾、搪瓷脸盆和带花暖水瓶是先进生产者自豪地向客人显示幸福的象征。自行车被认为是市民向往的东西。现在，在百货商店里可以碰到购置摩托车和电视机的农民。
归根到底，主要的变化，是人们的脸上已经觉察不出以前那种拘谨和紧张的神色了。中国人一想起“大跃进”、“文化革命”、“四人帮”这些事情就不寒而栗。然而，灾难已成为历史。可怕的年代过去了。人们的心情变得轻松些了。
在“大跃进”时，把革命干劲绝对化了，并且完全不讲物质利益，谴责物质利益是修正主义的表现。如今，事情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农业承包制就是一例。
凑巧，我们代表团访问了孔子的诞生地——山东省油阜县。五十年代时，我恰好就是通过这位古代中国哲学家的同乡——农民的事例向读者介绍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各个阶段。我们走了山东许多的乡间小路，同县级和省级干部交谈了农村情况。
在谈到家庭承包制时，我的对话者首先强调的是，中国农业地区的劳动力大约有五亿人。而要种好耕种的土地，大约有一亿五千万人就足够了。为了使剩余的人在当地找到事情做而不涌进城市，提出了“离农不离村”的口号。现在，地方条件得到了更充分的考虑。尽管大量耕地用来种植棉花和油料作物，可是粮食总产量非但没有下降，相反却上升了。各种“专业户”的出现受到鼓励。
山东省副省长李振在同我们谈话时解释说，从上面下达给县的生产任务现在只限于几个主要指标（谷物、蔬菜、棉花、油料作物）。而生产队负责在承包者之间，即农户或联户之间分配这些任务。农业户根据合同（通常为期三年）每年必须在他们分得的土地上种植出一定数量的产品并按国家固定价格交售产品。农户交付规定的产品之后，有权自行支配剩余产品。
在北京西郊的中苏友好人民公社，我们了解了几种使用劳力的新方式。公社的几乎一半劳力从事种菜。种菜是个花劳动较大的活计，而且比种植果树盈利要少。可是在郊区正是蔬菜是上面为公社计划的生产指标中的主要指标。公社管委会主任瞿国宏介绍说，除了规定的养猪、种菜任务外，集体自己还作出经营活动的计划。
考虑到靠近首都，社员还用自己的力量为过往行人盖了几家旅馆。
开设了现代化的洗衣店。邀请市里的厨师教一批女农民学习烹饪。购置了大轿车以便接送来往人员。由于想去首都的人比旅馆的床位多得多，预定者多得应付不了。
我们代表团的中国之行是短暂的。但是，即使是次数不多的个人接触也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中国人民并不对苏联人抱有恶感。中苏友好协会又恢复了活动。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成立的第一个社会团体。中苏友协新任会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屈武在庆祝友协成立三十五周年的那一天指出了这一点。他在讲话时说：“我们从来也没有忘记五十年代激动人心的情景，当时苏联专家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过忘我的工作。”
我作为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光辉成就的见证人，尤其感到高兴的是，最近几年来我们两国在经济、教育、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的交流又频繁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