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爱中国（上）

姆邦格撰文说，那种认为中国已走上了意识形态异端的小道的看法是不对的，中国没有背弃革命斗争；邓小平的功绩在于他对中国经济进行了一番诊断后在短时间内制定了某种现实政策，这是科学社会主义总的哲学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一次革命，其意义是无法估量的
【塞内加尔《太阳报》九月二十七日文章】题：中国——在意识形态与经济之间（作者马马杜·塞尼·姆邦格）（原编者按：作为记者、作家、外交家、前驻华大使，马马杜·塞尼·姆邦格在本文中解释了邓小平的旨在实现现代化的求实主义。）
自从文化革命结束和毛主席逝世以来，特别是自从邓小平以及一批奉行振兴经济和开放政策的人物上台以来，中国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就不时地吸引着外部世界对它的注意。
中国共产党领导机构内部发生的人事变动就是这样的，这次变动的规模之大使很多观察家感到吃惊。他们不得不再一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前途提出问题。在这方面，各种意想不到的推测、估计和肯定蜂拥而来。
然而，要想真正了解目前中国发生的事情，最好是先不要过早地下结论。因为，在不了解情况的观察家看来，在中国社会一切都似乎是不合情理的，特别是当人们用西方人的眼光来研究中国社会和它经常发生的变化的时候，更是如此。仅仅用笛卡尔主义（笛卡尔是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他认为可怀疑一切，但不能怀疑以“思维”为其属性的、独立的“精神实体”的存在——本报注）的逻辑不可能解释中国自一九四九年建立社会主义政权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相反，这种笛卡尔式的逻辑只会使事物更加神秘化。在外国人眼里似乎是杂乱无章的东西，其实只不过是中国式的令人困惑的逻辑的典型表现。西方曾认为，文化革命的十年中在中国
刮起的那股丧失理性的、荒唐的和各种过火行为的邪风将会使这个国家陷入一场空前的社会政治动乱和可能影响这个共产党政权本身存在的经济瓦解之中。诚然，经过这个动乱时期，中国受到了严重创伤，管理出现了偏差，经济处于最低水平。但不到五年，同样一个西方却以怀疑的眼光发现，在那个令人痛心的时期，中国的本质未受到损害。尽管带着明显的伤痕，它仍然创造了奇迹，维护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斗争所取得的主要胜利成果：制度的稳固、建立了进入工业时代的现代经济的基础以及特别是它的国内团结。
所以，为了对中国在向经济发展的进军中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进行更现实的研究，首先就要停止用西方的眼光来观察中国和停止用西方人惯用的方法来分析这些变化。然后就应当对文化革命后的中国所遇到的挑战，特别是经济方面的挑战进行研究。
在一个过去经常发生饥馑和疾病的国度里，社会主义政权所取得的最大的胜利就是成功地消除了这一祸害。那么在这个国家里尽一切力量来根除这一祸患并使粮食自足，使每个中国人不用依赖外援而能吃饱肚子，难道还有比这更正常的事吗？同样，争取生产更多的粮食以供出口，获取必要的外汇和实现必要的技术转让，不也是很正常的吗？
难道能以所谓尊重正统观念的名义给中国强加限制和设置障碍吗？难道共产主义体系就注定要导致经济停滞、社会倒退和一切都匮缺吗？难道能认为共产主义的本质总是与先天性的缺陷联系在二起，而且，不管怎么做，它永远只适应低生活水平甚至是地区性的贫困吗？现实政策
邓小平的功绩在于他对中国经济进行了一番诊断之后在较短时间内制定了某种“现实政策”。事实上，在与美国以及十九世纪的欧洲的情况进行了一番对比分析之后，中国的最高政治领导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美国和欧洲能很快取得经济上的大的进展，特别是在工业方面取得大的进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它们在各自的范围内以真正的市场经济为基础而进行的健康的竞争。
于是，邓小平和他的班子发现，发展经济的真正秘密在于建立了牢固的基础之后善于给它以动力。
在几乎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里，尽管领导人为发展经济作出了值得称赞的努力，但经济仍然不景气。这应当首先从生产者本身缺乏动力（换句话说也就是根本不存在个人利益这一概念）这一事实中来寻找病根。中国党政领导机构召开了秘密会议。经过几天的思考之后，有了重大的和丰富的发现：发展的动力在于在生产中特别是在农业生产中实行责任制。从那以后，整个生产和产品的销售就不再只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而且也从生产者的物质利益角度来考虑和进行。这是科学社会主义总的哲学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一次革命，其意义是无法估量的。事实上，这一措施的实施引起了很大的兴趣，使成百万农民回到农村，回到他们的土地上来了。过去，通过人民公社和生产队所体现的过分集体化的制度使这些农民感到厌烦，迫使他们越来越多地转向其他活动，特别是进工厂或参军。
这是否说生产责任制推行得很顺利，没有遇到障碍和大的问题呢？邓小平是一个以讲求实际而著称、非常明智和非常了解本国国情的人。
他和现在正领导着中国的他的班子里的人都远不是一些幻想家。他们知道，在一个拥有十一亿人口的大国里，实行这样大的改革肯定会遇到来自那些留恋旧时期的干部或那些要捍卫意识形态的纯洁性的人的保留态度，甚至是抵触。
他们知道，因此必须极其耐心和灵活地来争取他们的支持，或者用现在常用的办法一步一步地把他们从政治上清除掉。
现在可以认为，只要他的高龄许可的话，邓小平就会把他的激动人心的探求进行到底。在开放政策中对他的同胞特别是年轻的一代进行了考察和了解了他们的内心向往之后，他酝酿了向他的人民提供物质利益而又不背弃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宏伟计划。他明白，他的国家需要在现代化基础上合理安排生产力以达到不断发展生产的目的。
在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至十一日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决定坚决地走全面发展的道路，进行了必不可少的调整，特别是纠正了过去的错误。由此出发，它确定了如下的一些目标：从一九八一年起到本世纪末，中国工农业生产的年总产值将增加三倍，即从三千七百四十亿美元增至一万四千七百四十亿美元。与此同时，人均年收入必须从三百美元增加到一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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