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邓小平的一次谈话（下）

关于防止中国的新经济自由走向贪污腐化问题。我认为我们要做两件事。第一要通过教育、第二要通过司法系统来采取措施。当然，这是长期的任务，不能要求一夜之间就办好。我看不是某个人说几句话就能消灭这些坏事情的。但是我深信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是能够清除这些坏事情的。关于中国发展速度应有多快的问题。我们要根据过去七年的经验制定出一个恰当的增长比例。近几个月太高了（八五年头六个月工业总增长率为百分之二十三），这需要克服。下一个五年计划我们要创造一种条件，根据这种条件，中国不但在本世纪，而且在下一个世纪，可以有一个长期、稳定、持续的发展。
关于经济改革能持续多久的问题。中央政府和全国其他地区机构干部都要年轻化和专业化。这将保证我们的政策的连续性。许多外国朋友担心我们的政策能否持续下去，因而经常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我总是这样回答他们：我想人们可以从两件事来衡量我们的政策是否能继续下去。
第一，最重要的是要看这个政策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继续下去有什么用呢？如果正确，可以帮助发展社会生产力。如果它可以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那么这个政策本身就可以确保它能继续下去。第二，实际执行政策的是什么样的人非常重要。从上到下我们需要一大批善于探讨新事物和朝气蓬勃的人。这个我们在（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已经开始做了。
就拿我来说吧。我已经八十一岁了。他们要我担任党主席这个职务，但我说，我年纪太大，不适合。后来他们又要我当（国家）主席，我说不，我不当。我说应该让精力更充沛的人担任这些职务。后来我们就逐步把这个变为政策。这就是说我们将会把更多的年轻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从此以后，中央就要求制定出计划来，要保证把有业务能力，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关于他在历史上的地位问题。我不希望人民把荣誉归于我，永远不希望如此。我不值得如此。因为我所做的，只是反映了中国人民和共产党员的愿望。而且，近几年制定的政策是集体制定的。
在过去三十年左右，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我曾是中国主要领导人之一，因此我认为，我应对那几十年的错误负责。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完人。这就是我为何不想写回忆录或自传的原因。特别在最近几年，我做的工作不多。（笑）关于中苏关系问题。苏联产生了新领导人，全世界人民正注视着，看看将会出现什么情况。现在还不清楚戈尔巴乔夫要往何处走或走多远。苏联在亚洲的力量增长了，这是事实。他们在太平洋的海军力量同在大西洋的一样。战略导弹有三分之一对准亚太地区，当然包括中国在内。他们在中苏边境上驻有装备现代化的一百万军队。
我们希望中苏关系正常化。可是存在着三个必须消除的障碍。第一，苏联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第二，阿富汗问题；第三，裁减导弹和中苏边境上的军队。这三个障碍不仅威胁中国，而且威胁全亚洲。我们在每次与苏联人磋商时都提出这一点。
我们知道，同时消除全部三个障碍“可能困难”，（因此现在我们说），在一个时期消除一个。我们迄今未得到积极的答复。关于日内瓦首脑会议问题。我们欢迎这次首脑会议
议。谈总比不谈好。但是我们不会寄予很大的期望。对苏联削减本国导弹力量百分之五十的建议作出判断是困难的。看来，这是个相当好的建议，然而，至于双方能不能就这个建议达成协议，我们现在将不作出任何判断，而且也是不容易作出判断的。就算是能就裁减百分之五十的问题达成协议，我认为，这也不会有助于解决现有的问题。
苏联和美国拥有的核弹头，可以十次毁灭地球。因此，即使是裁减百分之五十，它们仍然具有五次摧毁世界的能力（大笑）。但是，先削减一些总是好的，因为这可能起到缓和紧张局势的作用。就这点而言，我们欢迎这一进展，但我认为，如果相信裁减百分之五十后，问题就会得到解决，而我们不必再这样担心，那就太幼稚了。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把世界和平的希望仅仅寄托在这次首脑会议上，这是不够的。关于她是否有建议给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问题。没有，我没有资格。中国是个落后国家。也许再过五十年，中国会有较大的发言权。（大笑）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