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女作家的心声（上）

【美新署出版的《交流》杂志八五年第四期文章】题：当代美国女作家的心声（作者亚历山德拉·约翰逊）原编者按：十年来，女作家撰写的小说已愈来愈多。由于受到妇女运动的鼓励，作家们已把女性对人生真谛的追求变为一种文学。因而，据本文作者的观察，她们的作品体现了一派“新现实主义”；并且由于她们把主题集中到社会问题上，致使其作品更带普遍意义。
弗吉尼亚·伍尔芙在她论妇女与小说的经典文章《自己的天地》中说：女作家写作时如果考虑到性别，那是个“致命伤”。她强调说：“千万不要存心以女性的身份说话。”女权主义者大量引用了伍尔芙的论述，唯独对她这番议论避而不谈。然而，问题依然存在。该不该考虑性别？它对形成作家观察事物的角度有多大的重要性？自有女权运动以来，女作家们就以无比的自觉性同伍尔芙的见解抗衡。以近十年来写了大量小说和非小说类作品的女作家而论，性别对她们许多人来说，并不是闭锁，而是打开作者心扉的钥匙。
从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讽刺慧黠，到琼·迪戴恩尖锐的社会现实主义和艾丽斯·沃克强烈的人性论，无不说明，妇女已经向小说注入了一种新的现实主义。由于受到妇女运动的鼓励，作家们已把女性对人生真谛的追求变为一种文学。如果说贝蒂·弗里登的《女性之谜》一书，使妇女走出厨房，那么，女作家如艾丽斯·芒罗、安妮·泰勒则让我们看到厨房里洋溢着感情的生活。事实上，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最重要的文学趋势就是妇女要求有自己的小说天地，玛丽·戈登称之为日常人际关系中“固有的亲切性”。女作家们强调感情的现实主义，强调日常发生的事故使文学上一向视为“重要的题材”改变了模样。
在所谓“女权运动以后的八十年代”流行一种女作家写作风格的规范：即细致多姿，强劲有力，并且常常是激荡人心的。一如女权运动本身的趋向，女作家也把小说的创作焦点从自我转移到社会来了。这样，她们的作品就不免涉及世间的一切。不过，女作家一方面扩大她们描绘社会的境界，一方面也绝不放松她们对某一独特景象的观察。作为作家，应从她们本身的经验看世界，这才是她们真正的成就。
举例而言，女作家在一九八三年囊括了大部分文学大奖——普利策小说奖和戏剧奖、全国图书奖的小说奖、小说处女作奖和传记奖、全国书评界奖的自传奖。
据全国图书奖协会统计，在一九八○年至八三年间的六类奖项中，有九十一名妇女获提名竞争。
在女作家的小说中，一如在女权运动中，高亢的叫嚣已为内心的声音所代替。这现象在一九八四年尤为显著。倘若到图书馆走走，书架上少不了数量可观的第一流女作家的作品。有泰勒、戈德温、奥茨等高明的小说家；有迪戴恩、莫里森、哈德威克等优美的文体家；也有沃克、戈登、奥齐克等严肃的道德思想家。她们人才济济，又受读者欢迎，说明女权运动迄今最有社会意义的收获是写作，而不是政治影响力。
象冬妮·莫里森的《苏拉》、沃克的《盛年》、汤婷婷的散文文学《女勇士》，都在探索复杂的种族传统问题。在这些作品中，奴隶生活、穷困和家长制都闪烁出现实主义光辉，却又富有诗意。她们在叙事时善于运用寓言与神话。在莫里森的《所罗门之歌》里，民间故事、地方方言和歌谣交织成为对话，主题的粗犷（农村贫困、犯罪、违法），因抒情的文笔而得到了平衡，对于美国少数民族作家来说，语言带给她们传统不曾赋予她们的东西：力量与文采。
少数民族和南方作家在吸收她们的文化传统方面，写出了许多和福克纳作品同样引人入胜的虚构神话。玛丽·塞特尔的《勃拉五重奏》世系小说描写了弗吉尼亚某县几代人受到的政治歧遇。在马吉·皮尔西和格雷斯·佩利的著作中，民权和人权是故事的两大重心，以女性的眼光去看整个社会上无权失恃的层面：穷人、弱者、受歧视的人。在描写人生的变化和沧桑的过程中，妇女的小说开始肯定了一个长期没人关心的世界，即所谓普通人的世界。
这些作家所表达的与其说是女性审美 观，毋宁说是小说中的新现实主义。小说植根于家、家庭和亲友的日常生活领域中，强调的是承担责任的能力。女作家深受吸引的是社会的礼仪习俗：盖尔。戈德温的《母亲与两个女儿》对生命的延续（童年、结婚、生育）和生命的间断（离婚、人工流产、死亡）都有细致入微的描写。重大的社会风尚，常是通过一些家庭生活细节反映出来的。在《思乡饭店的一次晚餐》中，安妮·泰勒用洗练而有力的文笔叙述一个家庭如何自私和不团结，以至没法在一起吃一顿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