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台湾政治、财经和外交领导班子

台湾《时报杂志》认为，最近一两年来，台湾的政治、财经和外交领导班子出现重要变化，领导人物因不同因素相继下台。这些系统都面临重建、后继乏人的状况
【台湾《时报杂志》周刊八月二十八日一期文章】（作者陈浩）最近一两年来，无论国内或海外舆论，逐渐将“接班”问题的关切带上台面。论者或以决策阶层权力人物的能力、关系与角色猜测“谁是接班人”，或主张建立正常民主运作下的制度化领导递嬗。然而无论关切个别人物的领导潜能，或关切奠定制度化的领导递嬗，均无法忽略政治领导的现实性运作——政治领导菁英群的结构机能。简单说，“接班人”的命题不是在“个别的人”，而是“班”的问题；不只是“谁来接班”，更是“怎样的领导班子足膺政治领导重任”的问题，也是“如何形成未来的领导班子”的问题。似乎只有从此一观点出发，才较能避免只见“人”而不见“班”的观点。政治体质面临挑战七十年代的台湾，“蒋经国时代”的来临，意味着一位强势决策人物对领导班子的重新整合，各次级领导领域如党、政、财经方面也都发展出才能取向的新领导结构。台湾能够安全度过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各种内外冲击，基本上便是经国先生及其领导班子的团队运作。
自从最近一两年来，这些次级领导系统出现了重要的变化，许多逐渐稳定的次级领导人物因不同的因素分别步下台面，新的继任者则又面临一连串来自内部的领导结构的挑战，如最近的十信弊案，便使财经领导班子面临重建、而几乎后继乏人的状况。
从部分次级领导系统来看，党政、财经、外交三个重要决策领域。分别有其重建领导班子的急迫性。财经领导班子的问题在财经方面，重建领导班子的挑战最大，尤其经过十信事件的冲击，不但财经领导人损兵折将，在十信弊案责任追究过程中，现阶段财经体系决策权力与施政责任的不明确关系，亦对财经领导的权威造成损伤。
由于培养财经决策接班人的做法缺乏规划与持续，使工商界杰出的人才却步不前，而在权责不分的官场生态下，在位者亦有趋于消极无为以避祸的倾向。在此状况下，跃跃欲试、勇于任事的风格便成凤毛麟角了。
在目前士气颇受打击的财经官员中，“跃跃欲试”的心态似乎变成十分奢侈，要谈培育将才、重建班底，尤为困难。
财经领导人才的缺乏，也反映在无制度性规划上。过去经建会一度成为财经系统的人才库，但其角色却又常因主事者的不同而变化。外交领导班子的问题在外交方面领导班子的问题主要是“代间承续”，包括外交决策层与外涉人才的代间承续。
不久前，一位杰出的第二代外交官、担任欧洲司长的王飞，奉派出使斯威士兰，舆论界曾经出现“大材小用”的评论，但王飞奉使斯国一事，很能反映出目前第二代职业外交官的处境——受到外交情势的影响，许多第二代职业外交官的培养过程中缺乏“大阵仗”的历练，格局、气势便不易恢宏。
在外交部中很容易就可发现在四十岁到五十岁这一年龄层中，有许多极富潜力的职业外交官，能力、学识均具一流水准，但普遍来说，却缺乏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力，职业外交官的修养虽不易使他们的苦闷表现于外，但却明显地可以看出官僚系统对第二代职业外交官的锐气与开创力的“折磨”。
无论在“大本营”或驻外重要据点，目前的外交领导班子成员主要还是第一代，平均年龄在七十岁左右。他们曾经历我国外交史上的黄金时期，历练丰富，但也历经外交史上的挫败期。整体来说，第一代外交人才若非老成雕谢，多也已经缺乏冲刺的精力，掌舵可谓沉稳有余，开创则不足。
第一代的外交领导班子已有明显老化迹象，第二代的职业外交官却缺乏足够历练与器识。如何培养第二代的外交人才，使新一代能尽早进入战场，开拓战场，便是重建外交领导班子的主要课题。政治领导班子的问题在党政方面，就党务系统而言，近年来有两项值得观察的现象。其一是由于选举竞争的日益激烈，党务领导系统逐渐出现了选战本位的领导。以选战战绩作为能力评估的标准，使党务系统的领导人才培养逐渐系统化。
其二是党务系统的新陈代谢进行得较为明显，新一代领导班底已有成形趋势。
就行政部分而言，近年来科技领导人才的培养是较有计划，也是较具成效的，可能与主事者的领导风格有关。
但目前行政系统最缺乏的，还是“智囊机构”的咨询角色付诸阙如，尤其未能制度化。过去国建会“政治外交组”曾经扮演人才聚集的功能，虽常批评时政，但屡提针砭建议，均对当前政治方针、重大决策方向有正面影响。这次国建会取消政治外交组，不但无法充分发挥既定的“政治号召”作用，也使具有整体性政策规划能力的才俊之士，失去成为被咨询角色的机会，对领导形象的建立，也失去了一股正面助力。期待能做敢担的领导群总结来说，领导班子的重建，既需要主导者的眼光与胸襟，也需要制度性的规划。但在目前，各次级系统的领导者最须具备的，则是“承担”的器识。在十信事件的责任追究中，最易感受到的是一种“要我承担责任，我只好承担”的无奈，以及“要我当部长，我只好来当部长”的消极情绪，这都不是领导基础的正常领导行为。
如果在位的领导者不能以“我要担”来代替“要我担”，不能以“我要做”来代替“要我做”，不但不可能期待一个“有反应、负责任”的领导班子出现，连“守成”恐怕都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