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毛泽东访问苏联（七）

由于某种原因（我想这也不奇怪），毛泽东没有能到大剧院来，尽管大家都希望他能来。
几位中国朋友由著名思想家陈伯达率领。中国同志坐在贵宾席上，对演出表现了很大兴趣并不断向我提出各种问题，有时是相当微妙的问题。
“请问，这个怪物是干什么的？”陈伯达突然问我。他所问的剧中的角色是上海夜总会里的一个妓女的情夫。
我尽量作解释，但是他一直不说话。
“难道这个怪物是中国人吗？其余这些也是中国人吗？你们是这样认识中国人，这样描绘中国人的吗？似乎你们感到开心，是吗？”
我不得不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看法。外国人很难扮演中国人，所以不得不化妆。
“难道仅仅在于化妆吗？请看，他是个什么样子，是如何表演的。简直是面目狰狞而可怕……”陈伯达激动地说。
剧情越发展，陈伯达教授的问题和疑团越多，他在演到中场时，提出想离开大剧院。
我不想详细地描述，为了使中国客人不退场，正如外交官们所说的避免外交丑闻，我们作了多么大的努力。演出结束后，我们应邀来到大剧院经理办公室，在那里为招待中国贵宾已摆好了酒菜。
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只是加深了本来就令人尴尬的场面。富丽堂皇的家具——镀金桌子和丝绒安乐椅、周到的服务、主人的殷勤，这一切看来都没有使陈伯达及其陪同人员产生丝毫兴趣。
不言而喻，主人期待着中国客人说几句恭维话和赞扬的话，因为他们专门为中国人安排了《红罂粟》的演出。但是，中国人却令人不可捉摸地沉默着。于是，我以陪同人员的身份请陈伯达谈谈观感。
“请原谅，”陈伯达说，“《红罂粟》这个芭蕾舞剧的名称本身就使我们有些不快。原因在于，我们中国人认为罂粟这种植物就是鸦片。也许你们不知道，鸦片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因为它曾毒害了我们好几代人……请原谅，我并不是想责怪你们……”
中国朋友自此以后再也不愿去欣赏莫斯科那些戏剧艺术的杰作了。我不想估量这类事件会给我们同外国的精神关系造成什么样的损失，但我坚信，我们应该把文化和精神领域里的合作问题置于首位，而不是最后一位。因为人、人民之间的关系、精神交往，人与人之间的接近、理解和合作，实际上正是从文化开始的，只有在这之后，贸易、经济及其他关系才能够得以发展。（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