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外交面临极大压力

台湾《时报杂志》说，台湾的国际地位已降到前所未有的低潮，愈来愈失去其“国家”的角色地位，而成为地理上的名词
【台湾《时报杂志》九月十一日一期文章】（作者彭怀恩）笔者最近在华府访问到中华民国驻美最高负责人钱复，他不讳言地指出：“中共在国际上所占的有利地位——与大多数国家有官方关系，使中华民国的外交面临极大的压力。例如对美外交而言，台北已没有犯错的机会。”症结在国家的角色地位其实，中华民国领导阶层并非不重视对外关系的开展，但朝野所关心的，似乎只是“国际形象”，而忽视真正危机的症结是中华民国愈来愈失去其“国家”的角色地位，而成为地理上的名词。当我在国外大学搜集资料的一个多月期间，我所接触的大众传播媒介，提到我们的政治体系时，不是称“台湾”就是称“国府”，而称“中华民国”是绝无仅有的。
深入来看，“国际形象”是舆论塑造出来的，其变化是非常快的。一位美国友人幽默地对我说：“当刘宜良命案发生后，美国人以为台湾是‘利比亚’；当十信案爆发时，美国人又认为台湾是‘小日本’；但陈志忠在美国高尔夫球锦标赛领先三天后，美国人对台湾的印象又改变为‘英国绅士’。”
但是，国际形象是一回事，国际地位又是一回事。很明显的趋势显示中华民国日益失去其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主体地位，沦为类似香港的地理名词，这发展才是真正的危机所在。
无怪乎标榜研讨科技为主的国建会，在不设“政治外交组”的情况下，却有归国学人在外交政策上，疾言厉色地抨击政府主管当局，令老成持重的外交部长朱抚松动了肝火。
难道情势真的到了无法转圜的地步吗？难道中华民国的外交政策只能在现行的轨迹下走一步算一步？国际政治相当无情也许台北外交决策者的答案是：“恐怕就只有如此！”也许甚至大多数的国人都开始在连续十余年的外交挫折下，默认情势比人强，并不是政府无作为，而是大势所趋，人力难回天。在这种阴霾下，眼看驻外使馆一个一个地关闭。最近玻利维亚承认中共，在台北主要报纸上只占了三个标题，甚至连评论都没了。
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坦率指出：“台北当局若不从根本上正视外交问题的本质，不可避免地会使多数国家接受至少不会公开反对中共对台湾的主权主张。”
另一件值得正视的隐忧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最近在重申台湾是由海峡两岸中国人自行解决问题的时候，加上了“应由台湾与大陆彼此直接打交道解决”一语。虽美国随后否认推动直接谈判，但趋势的发展，却不可乐观评估。情势未恶化到不可为台北所坚持的“中华民国代表中国”的立场，表面上未有动摇，可是国际的“现实主义”已使台北想退而求其次、寻求等量齐观的“平等待遇”，已经是可望不可及的目标。很明显的例子是一九八四年奥林匹克大会，虽海峡两边经过长期的国际斡旋，取得双方选手在同一竞技场角逐的机会，但在“旗”、“歌”问题上，台北显然居于下风。事后，台北对于推广“奥会模式”表示消极态度，甚至否定将以此“模式”重返其他国际组织。
但是情势发展却冷酷地显示，若中华民国不以“中华台北”的名称，就无法参与国际组织的活动。而且就算以此名称虽能避免被已参与的国际民间组织排出，若要返回已被排出的国际政府组织，却须克服很多困难。
面对这些外交上的困境，许多外交人员早打了“退堂鼓”，反正坚持着“不谈判、不妥协”的立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地拖延下去便行了。到底有什么筹码当然，在目前的客观环境下，中华民国已经没有突破困境的“捷径”，惟情势并没有恶化到无法转圜的地步，冷静评估中华民国所拥有的“筹码”，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重建中华民国国际角色之前提。
在访问陈香梅的时候，她对我说：“台北最需要以‘不卑不亢’的态度面对国际社会，但这不卑不亢的态度是要从了解自我的角色地位中培养。”陈的含意很明显，台北必须先了解自己是什么？能够做些什么？也就是对自己的角色有清晰的“认知”，再以合理的态度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华民国地位的肯定。
若中华民国一直是坚持着“势不两立”的角色扮演，要求第三国在海峡两边从事“非我即彼，非彼即我”的选择，那么情势只有恶化下去。
在此，借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博弈论”（ｇａｍｅｔｈｈｅｏｒｙ）来说明，就是台北当局必须放弃“零和竞赛”（ＺｅｒｏＳｕｍｇａｍｅ）——“汉贼不两立”的观念，代之以“非零和竞赛”的观念，先求发展外交关系，争取生存空间再说。
其实，台北新一代的外交官早已体认到这一事实，也默默地朝这方向努力，只不过基于意识形态的架构，只能在权限范围内实践。
倘若中华民国领导者能够发现两极思考是不利于台北时，那么事情就有转机了。因为我们在外交战场上，一旦放下敌我对峙的角色，代之以与友邦“合则两利”的角色，最低限度不会被国际社会视为“顽固、强硬、不合作——绊脚石、破坏者”（钱复接受高贝尔访问时的用语）。
总之，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事，是在国际上为台湾建立的“政治社区”定位，赋予其明确的角色地位。当然，我们并不必要改变中华民国的名称，而是要以更弹性的身份来参与国际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