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意识形态的更新经济大转折便不能出现
【南斯拉夫《采访记》周刊九月二十七日一期文章】题:意识形态“污染”
任何社会经济危机持续的时间越长,公众在这场危机中对官方的意识形态就越不信任。只要经济措施于事有补,那就不管意识形态是否纯粹,其色彩如何。经济上讲求实际,“意识形态根本没有用”、“让经济摆脱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桎梏”等口号就冒了出来。
对思想价值体系的怀疑以及经济上讲求实际现在也深入到南斯拉夫社会。不久前萨格勒布市场调查局对舆论进行的调查就证明了这一点。根据这次调查,只有百分之二的南斯拉夫人认为,南斯拉夫会在两年内渡过难关,而百分之三十九的人认为,要在一九九五年之后,甚至有人认为要在二○○○年才能渡过难关。
尽管世界上不少人预言,说什么大谈意识形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尤其是对经济而言,但是不要晕头转向,最好是保持清醒的头脑。没有意识形态的更新,任何一个经济大转折都不可能出现,用陈旧的思想是不可能克服危机的。现仅举世界上的两个现实例子。
里根在美国作了大胆的尝试:使资本主义摆脱深刻的经济危机,同时又保住了资本主义并使之振兴。八十年代初,里根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经济措施制止住了通货膨胀,接着又使经济复苏,经济增长之快出乎意料。里根在国内和国际上通过抬高美元的比值和高利率把货币同金融政策巧妙地结合起来’然后重新分配国民收入,以利于商人和富人,这样美国经济中业已存在的现代科学技术进步潜力便发挥了出来。不管这一复苏过程还会持续多久,是否会轻而易举地通过传统的经济危机的关卡,但是在“里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攻势中也可以看到其端倪。
另一个例子是,中国人则在“意识形态污染”面前理所当然地表现出害怕。意识形态污染这一现象是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改革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但是,如果观察近几年中国经济改革进展的情况(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经济高度发展、农村复兴以及大胆地对外开放)’那么也可以发现,如果在意识形态上不来一个大转变,要取得上述成绩,不管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措施都是不够的。盲目地相信已失败的政治意志万能——以为社会会按照假马克思主义教条和斯大林主义的模式的格局发展
——必然会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相抵触,即与反平均主义的、重视市场作用和主张对外开放的意识形态相抵触。没有意识形态上的这些新的突破,中国就不可能实现比较深刻的经济改革,也不可能实现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么为什么在我们这里意识形态日益成为摆脱经济停滞的并非锐利的武器,而在许多方面甚至还成为给制度迅速地动必要的手术的障碍呢?如果我们考虑到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正是意识形态上的突破使我们劲头十足,尤其是实行自治制度之后经济和社会的腾飞,如果考虑到自治制度就其定义和在世界范围内的经历已成为工人阶级向往的制度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就更为现实了。为什么自治的意识形态今天没有迅速地推动我们去解决经济危机?
对于这个难题的答案,首先应该到意识形态的定义中去寻找。对意识形态的歪曲始终是有阶级内容的。我们官方的自治意识形态是否也部分地歪曲了南斯拉夫社会的现实?在这个问题上肯定有点道理。体现自治意识形态的不仅有工人阶级,而且还有政治官僚机构。他们的利益是不二致的。当政治官僚成为意识形态的主要体现者时,他们就使其利益和社会地位合理化,于是这样的意识形态越来越远离现实,不能推动工人阶级去努力摆脱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对自治制度的意识“污染”。
意识形态与现实的这种差距长期以来在《经济稳定长期纲领》上已明显可见。《纲领》作为摆脱经济危机而采取的经济技术措施大部分虽被采纳了,但是官方的政治官僚意识形态——反市场的行径、国家主义的干涉和最终政治仲裁以及对内和对外的闭关自守——却没有改变。不同这样的不符合实际的意识形态斗争,原本的自治意识形态就不会复兴。而正是这一意识形态本来可以推动人们更好地和更多地去工作。因此,问题不在于赞成还是反对意识形态,而是赞成什么样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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