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三化」迈向「四化」

【香港《财经日报》九月二十一日社评】题：确定“三化”迈向“四化”
中国“七五”计划建议（下称“建议”），务求在期间国民总产值平均年增百分之七，这是一个颇惊人的数字。“建议”份外强调“七五”期间首要为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良好而稳定的社会环境，是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这从观念上取得正确的理解不难，问题是怎么做才达到预期的效果。
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归根结底仍在以下几点：“制度化”、“法制化”和“金融深化”。
目前阶段，如果以先进工业国的尺度来看中国的进展，上述的“三化”都明显有一段距离，尤以法制和金融的环节，远未达到成功目标。这就需要在经济改革中，参入市场经济和行政管理制度化、法律化的手段，给现代化的发展创造积极条件。
中国应当承认目前的发展，仍远未适应业已加快的开放需求，先不要说“金融深化”的运作，制度化和法制化的相对不足，很明显地反映于“教育匮乏”和“专业训练”未符四化需求的问题，前者关系整个社会的教养、文化质素，后者关系各环节行政领导层的管理、工作质素。毫无疑问上述课题都在“七五”期间继续加强贯彻发展。
继续加强上述课题的进展，是创造良好经济环境的关键，因此最近几项动态更值得我们注视：其一是新加坡前副总理吴庆瑞被中国政府礼聘为沿海特区的经济顾问；其二是李光耀访北京，晤赵紫阳时将星洲训练员工、提高管理质素经验的重要性诤言相告；另外就是港府律政司唐明治访华，强调香港是培训中国司法人员的好地方。
其实访华的中外专家络绎于途，何以我们份外注视上述三位，道理是明确的：①制度化、法制化甚至金融深化的经验上，星、港经验有效而实际，尤其切合中国城市改革和开放城市中外经济合作发展的需要，唐明治便提到，香港擅长有关贸易、银行、金融、保险和船务等法律。加快在“七五”期间有关合作，便是香港可以提供的实际贡献；②除商谈经济合作课题之外，李光耀北京行的作用是深远的，以星洲的成功经验和李氏的政坛声望、治绩，都会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带来良好影响；③金融深化是经济长足增长的基础，但先决条件是经济司法深化，其次是继续削减政府对经济环节的不必要干预。这方面的经验，都是港、星能够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