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尔茨论述美国战略思想：《新现实及新思想方法》

【美国《外交》季刊一九八五年春季号文章】题：新现实及新思想方法（作者美国国务卿舒尔茨）
艾伯特·爱因斯坦曾说过，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除我们的思想方法以外的一切。本世纪末的国际秩序和本世纪开始时的世界政治格局肯定是大不相同的。在技术、经济、社会变革和往往被估计不足的思想力量等许多因素的作用下，权力的分配和国际关系中的力量不断地发生变化。在我们走向二十一世纪时，爱因斯坦的上述见解具有了新的意义：我们的思想方式必须适应新的现实；我们必须掌握新趋势，并理解它们的意义。
美苏关系依然是世界和平前景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因素。只要苏联制度仍在意识形态和民族野心的驱使下寻求扩张其势力并破坏民主国家的利益，真正的友谊和合作仍将无法实现。如果希望有持久的稳定，西方就必须积极抵制苏联的这种势力扩张。
今天，苏联人正面临着深深刻的结构性性的经济困难和动荡不安的盟国；他们的外交活动和他们的附庸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处于守势。我们有理由相信“力量对比”又变得对我们有利了。
我们的目标应是以可能有助于约束苏联行为的方式行事，同时，我们的态势应使我们自己的战略不受这种冲击造成的临时混乱的影响。
我们决不可一味热衷于同苏联人改善关系而对破坏稳定的关系的基础的行为熟视无睹；对苏联的蛮横行为作出象征性反应的做法有其作用，惩罚和制裁也有其作用。然而，经验还表明，实际上，我们最好能以某种方法帮助在本国国土上直接进行抵抗的那些人来阻止或打破苏联地缘政治上的侵犯。
总之，我们的“思想方法”必须根据苏联的行为来寻求一种符合美国的目标和利益的持久的战略，而不仅仅是对苏联的行为作出反应。
如果我们要在下个世纪建立一种稳定的美苏关系，我们就必须学会奉行一种符合长期的思想，并以既要进行谈判又要加强实力的方针为基础的战略。
我们在武器控制的有关方面面临着一个新时代的智力挑战。技术中的继续革命意味着战略平衡及对威慑力量的需求永远不会是静止的。遗憾的是，对于许多这类问题的传统思考方法仍然落后于现实。
数十年来，西方标准的战略学说最终都是以恐怖平衡为依据的。恐怖平衡即进攻性武器库的对峙，双方都以大规模毁灭来威胁对方。传统的想法是：我们的防御战略必须依靠进攻威胁，而在我们的人民受到进攻时却得不到保护。苏联人一向强调战略防御——不仅包括空防和民防，而且包括部署在莫斯科周围的现代化反弹道导弹系统——的理论上和实际上的极端重要性，并且加紧研究新的防御技术。
要使我们的战略思想符合技术的不断进步永远不是一个轻易的过程。我们看到一种积极的、实际上是革命的潜力：可以用防御手段来严重摧毁对我国或我们的盟国的任何进攻，从而使第一次进攻性打击的威胁失去作用。一种以防御技术和大大减少了的进攻性武器部署为基础的新的战略平衡，可能是所有安排中最稳定和最安全的。
我们的观点可以阐述如下：在今后十年期间，美国的目标是除了使无论是地面上的，还是太空中的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之间的关系稳定以外，还要大大减少现有的和计划中的进攻性核武器力量。
随着近几十年来超级大国在政治上的支配地位开始下降，有人认为正在出现一个五强世界（美国、苏联、西欧、中国和日本）。在七十年代的能源危机之后，另一些人则强调南北关系的重要性日益提高。有些人认为美苏关系仍然是中心。
所有这些观点中都有若干正确的成分。然而，我认为，八十年代中期世界政治中最引人注目的趋势是另外一些东西：一些具有一系列共同的重要的积极目标的志同道合的国家的力量、团结与合作日益增强。
西方保持强大的威慑姿态乃是促使东方参加建设性谈判的最牢固的基础。美国一向支持西欧的团结，因为它知道，一个强大的欧洲虽然在某些方面会成为一个竞争者，但却是完全符合自由世界的整个利益的。
我们还看到，欧洲出现了一种继续寻求政治团结、加强西欧在防御方面合作的创造性新思想。这两个目标我们都支持。
我们在考虑欧洲的演变的同时，也不能忘掉东欧。欧洲大陆当前的政治划分完全是人为的；它之所以存在，完全是因为它是由残忍的苏联政权强加的；美国从未承认它是合法的或持久的。某些国家正在为实现自由化而努力。
在东亚和太平洋，另一个新的现实正在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该地区的经济的活力，作为美国对外贸易中心的一个因素、作为发展中世界的一种模式、作为具有独特的吸引力的远景，正具有越来越大的重要性。在过去五年中，我们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贸易比我们同其他任何地区的贸易额都要高，而且其相对的重要性还在继续提高。一九八四年，美国同该地区的贸易额达一千六百五十亿美元，大约占美国贸易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东盟已成为经济发展和区域性政治合作的引人注目的典范。日本正在负责地、积极地、合作地发挥更大的、同其日益强大的力量相称的作用。（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一版）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现代化的希望已被明智地寄托在一项大胆的经济改革计划上。中国向市场经济的长征是一个真正的历史性事件——一个大国摒弃了过时的经济教条，使有才能的人民的能力获得解放。当然，也存在着威胁这一光明经济前途的问题，如苏联在该地区的军事扩充，苏联及其仆从在阿富汗和柬埔寨的侵略；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尚未解决；各个不同国家的内部问题等。
我们可以感到自豪的是，我们在那个大有希望的地区的联盟、友谊和有益的联系是有生命力的。如果各国的行动明智而有政治头脑，那么我们将有可能在太平洋地区跨进国际关系的新纪元。
在西半球，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有百分之九十的人现在在民主政府的管理下生活——相比之下，一九七九年只有三分之一。本半球走向自由选举和代议制政府的趋势应该受到赞扬和支持。
得到苏联和古巴支持的桑地诺分子正谋求在尼加拉瓜巩固极权主义制度，促进整个这一地区的颠覆活动。我们支持民主政府和民主的政治力量反对左右极端分子。
在世界其他地区，美国同样积极地参与寻求和平解决地区冲突的办法。当然这样的调解是美国发挥的传统作用，但新的条件总是要求所有各方对如何取得进展有新的想法。
例如，在中东，我们已经看到了一种表明那个地区的主要国家采取新的现实态度和承担新的义务的迹象
。
在南部非洲，美国也可发挥关键作用。我们必须追求种族平等和地区安全的双重目标。
在全球经济中，正在发生另一种重要变化——认识的变化。
这种认识上的变化一部分是由于美国复苏显示出非凡的活力。
全球经济仍面临严峻的挑战，但是未来充满希望。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正在发生全世界范围的革命。
这场革命来得正是时候，因为这场革命正好与另一场革命，即全球经济的技术基础的革命同时发生。这就是沃尔特·里斯顿所说的“奔腾向前的信息技术时代”。微型集成电路计算机、先进的通信技术和不断革新的进程结合在一起不仅改变了通信和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而且恰恰向国家主权和政府在社会中的作用的概念提出挑战。
全球通信革命迫使所有国家重新考虑有关国家主权的传统想法。
我们讲的这些而广泛的趋势多数是积极的趋势。然而，我们还看到经济改革引起的社会混乱；我们看到城市不和、政治动荡和我提到的许多潜在的混乱因素及形式。
在今后一年，我们必须准备对付西欧、中东和拉丁美洲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这些恐怖主义威胁许多得到一小撮残暴的政府的支持和鼓励。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更广泛的问题，那就是使用美国力量保卫我们的利益以及把我们的力量作为外交后盾这个基本问题。
实力和外交必须始终同时使用，不然，我们在这个世界将一事无成。实力必须始终以明确的目的为指导。同时，冷酷的现实是，没有实力支持的外交从最好处说是无效的，从最坏处说是危险的。
我讲到许多方面的问题，可以从中得出两个非常重要的、根本的结论。
第一，最近的将来的日程在我看来是美国人民基本一致赞同的日程。因为最近几十年我们许许多多的困难正是我们自己国内分歧造成的。
第二，我讲的所有这些不同的问题最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到，经济进步是同开放与自由的政治环境有关的。第三世界最近的经验表明，政府在发展经济中起支配作用常常使生产和生产率的自然力量窒息，破坏资源的有效分配。
同样，经济进步、自山与世界和平之间也几乎肯定是有关系的。
归根结底，这十年需要的最重要的新思考方式，是我们考虑自己的方式。各种文明相信自己就能兴旺发达，失去信心就会衰落。一个社会如果保持自己的价值观念值得保卫这种基本的自信心，那就比较可能驾驭自己受到的挑战，而不是被挑战所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