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记者笔下的胡志明市（上）

【香港《九十年代》月刊七月号文章】题：越南一破碎的承诺，破碎的原则（记者邓天诺）（原编者按：邓天诺是西德《明镜》周刊意大利箱通讯员，最近到过解放已十年的南越，重访当年他目睹其易手的胡志明市。）
人们看来健康，衣着整洁而快乐，但仅限于在海报上。在市区各处，在绘满表情坚定、微笑仰视天空的工人、士兵、儿童的彩色大型宣传画之下，真相是饥饿、衣衫褴褛、病弱、肮脏的人们正低头找寻烟蒂，而捡起的不过是一张纸头或碎屑。“这是他们的胜利”
西贡正在庆祝一九七五年胜利的周年纪念，公共建筑物重新粉饰，不同政见者被集中管起来，乞丐们由大街上被驱到郊区营房内，以防他们污染这个城市“清洁、有战斗气息”的形象。官方称这个城市为胡志明市，但没有什么东西能掩饰从三百五十万居民中的大多数身上和脸上所呈现出的忧郁、消沉与悲伤。“这是他们的胜利，不是我们的。”
十年前，当我看到挂着越共旗帜、布满灰尘的坦克开过美国大使馆门前，向阮文绍总统官邸驶去时，我看到第一批富有朝气而神情害羞的年轻游击队员由自由街一路走来，我兴奋得叫了出来，我想到这个可怕的战争终于结束了，越南人终于获得独立了，重新团聚的人们终于拥有一些和平与正义了。
如今，在同样的街道上走着，访寻一些过去的朋友，每个人都小心谨慎的频频回头张望，看看我们是否被跟踪或监视。触目所及，对一切未做到的、被废弃的，以及造成的乱局，我有一种想哭的冲动。人们仍然是彼此分离的。生活素质比以前更差，贫穷困厄、缺乏效率、贪污腐败到处泛滥着。对新的共党警察的恐怖与对过去法西斯警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革命并没有信守它的承诺。”一个朋友说。旧政权的过来人
一九七五年，新政权承诺每个越南人皆可参与重建被战争摧毁的家园，但那些历经多年“再教育营”的劫后生还者却连重新开创一个正常生活的机会都没有。曾经身为“傀儡”政权或“傀儡”人民一分子的“罪孽”并未消失，相反，它象遗传病一样由父亲传给儿子。对“傀儡”而言，这不仅意味着他们的孩子将无工可做，同时也没有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的机会。
当全部均来自北越的共党官员们正在旧统治阶层及富裕阶层的住宅区、别墅和房子安顿下来时，整个南方社会穷困、凄惨的人民却被弃置街旁，象被遗落的部族一样注定要随时间的流逝而灭绝。
一个朋友说。“我们好象已经死了，却又能走路，我感觉自己象另一个世纪的鬼魂。”
西贡就这样散布着这些过去的鬼魂。无论何处，你都可以看到长发褴褛的人，许多人身上布满水泡及未愈合的伤口。他们有些只是毫无目的的四处游荡，有些从事着各式古老或新兴的临时工作。南北之产充满猜疑和敌意
新政权无论在意识形态或经济的再适应方面，都没有成功。曾是它的敌人的南方人民，在解放后的十年仍是与它隔邻而居，仍是彼此猜疑及充满敌意。即使是因内战分离的家庭，解放虽使他们团聚，十年的时间仍未能和谐共处。
目前西贡所有具权责的职务几乎都由北方人担任，从街角的警察到在中央邮局监督售卖“社会主义邮票”的人员，都来自河内。这令人怀疑是否北方共党政权所要的真是他们十年前所说的“全国和解”。
一个事实是在一九七五年，南越有数千位原先准备与新政权合作的工程师、律师、专业人士及受过训练的人才，北越政权拒绝接纳他们，大大浪费了人的生命、素质与善意。
一九七五年，南越有二千名医生。其中八百人随美军离去，决定留下的人之中又有半数在过去十年中相继离开。“我不介意穷困，”一位承认自一九七五年开始就无力为自己或家人添一件衬衫的医生说，“我心里早有准备，令我真正无法忍受的是感到自己毫无用处，无法发挥所长。”他目前以教授英文维生，学生都是些准备逃亡者。“我们不过是傀儡”
自一九七五年开始，超过一百万越南人离开他们的家园，大部分冒着生命的危险成为船民。目前，每月平均仍有二千人尝试离开。
在共党胜利与统一的十年后，对新政权的所作所为有最深刻的觉醒的，是那些曾是民族解放阵线的一分子或同情者的反阮政权南方知识分子。
“所有解放阵线的承诺全被河内清扫了，包括解放阵线自己。”一位曾是越共的反抗者说。另一位曾在共党地下组织作战二十年的著名南越革命者则说：“北越只相信他们自己，在他们眼中，我们也不过是傀儡。”现在他已放弃参与任何政治活动。
在越战期间以南方反叛者姿态出现的领导人，如今没有任何一位握有任何实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