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弹：给人类带来了什么？（二）

这位物理学家看到的是一个
神秘的新世界
“不，我没有乘坐‘伊诺拉·盖伊’号轰炸机。我乘坐的是装有测量爆炸当量和规模仪器的飞机‘大师’号。当‘伊诺拉·盖伊号投掷原子弹时，我们的飞机就在它旁边拍照。我只是帮忙，胶卷是由我负责带回的，是十六毫米的彩卷。”
阿格纽当年乘坐“大师”号飞机时年仅二十四岁，但已多次看过原子裂变的新世界。他是学物理的，大学一毕业，他的教授就让他参加了在芝加哥大学进行的研究工作。二十一岁时，他是目睹世界上第一次人造核链反应的四十三人之一，这次试验是在一个足球场上进行的。几年以后，阿格纽开始在犹他州的温多弗空军基地试验测量爆炸当量的装置，保罗·蒂贝茨上校和投放原子弹的人员也在那里进行秘密训练。阿格纽亲眼目睹了美国科学家们和军方共同为轰炸广岛而合作的大部分史实。他还看见了在广岛投掷原子弹后科学和军事之间关系的密切发展。以后，从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九年，阿格纽担任了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主任，他又负责监督这种关系。
四十年来，哈罗德·阿格纽一直在跟原子打交道，从芝加哥到洛斯阿拉莫斯，到广岛，到洛斯阿拉莫斯，再到拉霍亚。他对广岛事件的看法是，美国必须制造原子弹，美国必须赢得战争。
阿格纽说，“美国真正开始研制原子弹是在一九四一年底的珍珠港事件以后。对我而言，实际上在那以前就开始了。”
科学家和军方之间令人不安的关系大约是在芝加哥进行核链反应时形成的。仅在三年前，爱因斯坦从他的朋友、逃难到美国的物理学家莱奥·西拉德和欧根·维格纳那里获悉，德国人很可能要制造一种原子武器。于是，爱因斯坦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中告诉罗斯福，美国应首先拥有原子弹，罗斯福决定采取行动，但爱因斯坦起初行动得很慢，因为调动科学的力量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同美国军方的合作。三十年代一家报纸的科学编辑沃森·戴维斯在一篇观察分析文章中预见到了这种合作的中心困难：“科学界面对的最重要问题不是治疗癌症，不是发现新能源，也不是取得任何具体的成就，而是：科学怎样维护自己的自由，帮助维持一种和平的和有效的文明？”
在一个反对世界列强的战争时刻，戴维斯提出的问题已经使科学在逻辑上、目的上和热情上向着与美国军界建立一种合作关系迈进了一步。这种关系一旦确定，就再也拆不散。广岛事件后，不管有无战争作为媒介，军人和科学家都会在本世纪的剩余年代里保持这种姻缘关系。
一九四三年三月，阿格纽抵达洛斯阿拉莫斯。“到那里不久后，我们的工作是组装一台加速器，这台加速器是从伊利诺伊大学运来的。为了制造出第一颗原子弹，我们每周工作六天。”
当时，用于广岛的原子弹是美国制造和使用的唯一那种类型的原子弹，因为搞到铀要比搞到钚困难得多。（美国在广岛使用的原子弹是铀弹，在长崎使用的是钚弹——本报注）值得庆幸的是，这颗铀弹竟很成功，美国在八月六日上午在广岛投掷这枚原子弹前没有进行过试验。
在美国人在洛斯阿拉莫斯研制原子弹的同时，日本的物理学家们也在试图研制他们的原子弹。与阿格纽不同的是，这些日本科学家不愿意为他们的政府制造原子弹，因为日本军政权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些物理学家故意放慢研制工作。
广岛和长崎事件以后，莫里森教授主要担心的是“如何使原子弹进入和平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旦结束，美国科学家在公众的思想里必定要同战争联系在一起。广岛事件彻底改变了莫里森这位出类拔萃的教授在公众中的形象。到四十年代末，苏联人拥有了自己的原子武器。一九五三年，在美国之后不到一年，苏联人试验了他们的第一颗氢弹。军备竞赛成了现实，美国就更需要物理学家作为自己的救星和保护人了。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