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胡谈中国经济改革（三）

问：现在中国领导人主张“致富”。因此出现了一些新的富有者。在中国农村，“富有”这个概念是不是相对的？
答：中国现在的口号确实是“致富”，但是中国的口号并不象法国的口号那样简单化。一般来说，富裕农民只是那些“比别人先富的农民”，是新技术使他们富裕起来的，他们是“农村中的社会主义先锋”。具体地说，有百分之十五到十六的中国农民从事人们所说的专业生产，进行商品化的生产，例如养鸡、养奶牛、种植小麦、稻子、水果等。这些农民从当地银行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投资。他们必须赚钱才能偿还国家银行的高利率。因此他们必须把资金投在有利可图的方面。在这方面，人们的处事态度完全改变了。使我感到吃惊的是，人们对农业、水产养殖业、家禽饲养业等专业书籍和杂志的需要量很大。整个中国到处都是如饥似渴地读书的农民，他们参加各种讲座，老农和农艺师都成了新的“财神爷”。农村的文盲状况将逐步消除，因为农民发现读书并不再是光背诵无味的小红书，而是在寻找自己发展经济的钥匙。
然而这也造成了一些矛盾。从事专业生产的农民搞得不错，也有一部分农民搞得不好。人们可能担心会出现两极分化，这个危险在短期内还不会有。另一个危险是，某种个人主义会导致个体经济发展损害集体的投资；还有为了增加劳动力而使人口出生率回升；以及农村中不断分散化可能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农民的态度，取决于党的态度，取决于农业专家们对新形势的正确分析以及对这些矛盾的正确解答。
问：城市的改革好象比农村的改革慢得多。对于这一事实，人们是否可以说这是文化革命对城市的破坏比对农村的破坏更严重的结果呢？
答：确实，在城市，人们到一九七八年才为文化革命结束而深深吐了一口气。城里人用了几年的时间才设法确认了一个大灾难时期的完结。
人们不能把农村的改革照搬到城市来。城市的问题主要涉及的是真实价格、就业、劳动生产率。中国城市的劳动生产率是世界最低劳动生产率之一。对于一种产品的同等数量的增值，中国打破了消耗能源和人力的世界纪录。这在经济上是令人无法容忍的，但由于人口众多，这又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中国在现代化装备方面的投资很大一部分起不到作用，因为工人的生产效率太低了。这个问题之所以非常严重，是因为农村需要大量的工业产品，但由于无法得到这些产品，所以只能购买奢侈品。
第二个问题是劳动力的问题。中国两亿城市人口中有一亿是领工资者。在这些领工资者中有五千万到六千万是工人。由于能源不足，大多数工人都无法全力以赴地工作。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