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胡谈中国经济改革（二）

问：我们谈一下农村的改革。简单地说，就是又把集体的土地重新分给了各个农户。有些人说，是农民迫使党结束了集体化。实际情况是怎样的？
答：这么说也不全错，但还有一半是错误的。我说过，农民们在党的推动下在六十年代已经试验过农村改革。当时的想法就是现在占主导地位的想法：寻求一种符合“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的劳动报酬制度。在中国这样一个不发达的农业社会中，要发展生产，唯一办法就是在农田劳动组织方面恢复以家庭为基础单位。这种作法从一九八一——一九八二年就开始了。在改革者同留恋毛主义的人之间的斗争中，双方都在寻找支持。邓小平及其改革派在农民中得到了支持。因此说是农民“迫使”农村发生改变是错误的。但是如果看不到农民自主地推动一种不同的制度的出现并结束过去平均主义的作法，那同样也是错误的。因此这是一场辩证的运动，农民们感觉到他们的愿望在党的各级组织中得到了支持，党赞成农村中的这些改革，疏通了改革渠道，并引导了这些改革。这就是这场运动的力量之所在。
问：改革后农民的新地位怎样？
答：首先，改革并不意味着在农村已不存在集体主义。简单地说，集体的土地重新分配给各个家庭。这是以合同为基础的。农民必须按合同规定向集体提供他的产量的一部分，他可以在市场上自由支配合同以外的产量。
集体保持着土地的基本所有权。另外，集体在水利、耕作、种子、兽医站和其他方面保留着支配权，并可以向农民家庭出租这些集体服务设施。
问：人们很容易想象对农村旧的生产结构进行这样重大改革所引起的震动。从农业生产中多余出的两亿农民将会怎样呢？
答：改革起到了双重作用。由于经济改革，在农村出现了新的非农业性的就业，以便加工农产品，运输农产品，发展农村所需要的服务业。这实际上在中国农村是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如果你以前参观过只摆着两三听罐头的中国农村供销社的话，那你就可以想象现在当人们看到村子里各种店铺、手工作坊和小企业时的高兴劲了。中国的农民在中国各地旅游，我就遇到过他们。其次，人们想避免农村人口流入大城市的趋势。中国领导人打算发展乡镇，这是介于大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地方，在这里住的人还保留着同村子里的联系。（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