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费加罗报》评我经济体制改革

【法国《费加罗报》七月六日文章】（作者玛丽—克莱尔·贝热尔）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政策是周恩来一九六四年提出的，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又重新提出它。从一九七八年开始，邓小平才真正把它付诸实践。这一政策的目标是要纠正从苏联模式抄袭来但又不适合中国需要的经济体制。
起初，四个现代化的政策好象是一种短暂的、有限的、随时可以改变的解放措施。但是从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形势明朗了，这不仅仅是要改善体制的运转情况，还要通过重新引入市场法则来改造基本的结构。由于经济结构的改革，在这项现代化政策所提出的各种问题中，有两个问题应该特别注意：第一个是改革的纯经济效益问题；第二个是属于政治方面的问题，这就是改革与政权能否相容。
中国现代化的成功首先取决于北京领导人提高生产力的能力。实际上，没有任何增加可耕地面积的可能性，而且投资率已经很高了。因此，现代化要靠已投资的资本、生产机器和劳动力的收益的增加。由于目前的生产效率水平很低，所以提高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改革足以提高生产效率吗？农业的非集体化已经实行好几年了，它可以使我们作出一些回答。改革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好处是惊人的。据中国的统计，八十年代初，农业生产效率平均每年提高百分之四点八。然而，这些好处将逐步减少。因为通过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和使用物质刺激来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已经基本结束。从现在到本十年末，农业的继续增长只有靠技术进步了。但是农业技术的现代化需要有大量的投资，而国家只能提供很有限的一部分投资。因此，北京的领导人打算把为这一技术革命提供资金的任务，交给目前正在中国农村出现的新的富裕农民阶层。这样一来，政权不仅仅是按改革的经济逻辑来办事，而且也是按它的社会逻辑来办事了。
但是，经济自由化和对外开放使得纪律松懈了，并且损害了政权经常赖以表明它的权威的思想基础。尽管中国报界曾大力谴责过“资本主义污染”，但这种污染是不可避免的。除了外来的传染之外，还有另一种危险，这就是文化价值观念方面的颠覆。自由化实际上使革命前的社会赖以维系的传统习惯和家庭、地理及行业之间抱成一团的活动又恢复了。政权能与它谴责为行贿的人事关系网共处到何种地步？
作为共产党人和爱国者，中国领导人只能尽力防止改革中出现的这些反面东西。他们认为，现代化的目标是加强中国的实力和使之富裕。如果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家和民族被瓦解掉了，那么这个现代化就是错误的了。邓小平也和毛泽东一样具有辩证的思想和处理问题的灵活性，他赞成一项大胆的改革政策，又不断呼吁“要有理想和纪律”。因此，经过深思熟虑，邓小平打算把长期管理改革的任务交给党来负责。通过整党运动和大量吸收新人（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富裕农民）入党，使经过革新的党既是政权和国家统一的保证，又可以成为经济进步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