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对等冲突时代”来临

法国专家说，世界进入了不对等战争的时代。新的敌人是灵活的、跨国界的。这样的战争专在美国的要害处下手。有些人称之为“第四代战争”、“非国家战争”。战争的基础可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宗教

【法国《外交世界》月刊10月号文章】题：不对等冲突时代（作者　法国社会学高等研究学校研究员马尔万·比沙拉）
在9月11日事件发生以前，美国一直在完善其“零死亡战争”技术：在今后的战争中使美国的人员伤亡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时使敌人遭到最大限度的损失。但是，9月11日的袭击结束了美国完善“零死亡战争”技术的时期。事件发生以后，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被迫在没有弄清宣战对象的情况下就宣战。新的敌人是机动灵活的和跨国的。9月11日事件的发生开始了战争的新时代：不对等冲突时代。
海湾战争回顾
数十年来，为了使自己免受对抗的影响，美国花费了数万亿美元。在越南战争以后，在巨额军事开支20年以后，美国发动了海湾战争，在战争中大大减少了自己人员的损失。大规模的、迅速的高空轰炸（鲍威尔将军的理论）的结果促使美国认为，可以在自己没有任何伤亡的情况下赢得“对等”战争：在最先进的空中或太空情报系统的支援下，凭借巡航导弹和空中优势就能保证得到这种结果（己方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同时给敌方以重创。
但一些战略家那时已开始提醒美国放弃原计划，考虑“不对等战争”形势。他们说，在“不对等战争”中，美国最脆弱的地方将会遭到攻击，一些人（平民或军人）会死亡，民族自豪感会受到伤害，华盛顿和华尔街会成为攻击对象。世界正在实现全球化，在这种背景下，五角大楼开始进行“军事革命”。
“不对等战争”论
两派人都在思考这种严重的情况。一派人抛出了“第四代战争”、“非国家”冲突或“不对等战争”的提法。他们认为，发动这种战争的人是一些“反对派，其基础可能不是某个民族国家，而可能是一种意识形态或一种宗教”。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尼特2001年2月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发表讲话时特别强调指出，他对“在涉及到美国国家利益的许多领域的形势变化之快”感到十分惊讶。
按照这种观点，“不对等”中的另一方既是指本·拉丹的追随者，也是指国际秘密犯罪组织、毒品贩子和某些个人。美国在索马里和科索沃就曾遇到过这种“个人”。美国甚至在1983年在黎巴嫩也遇到过这种“个人”。当时，一枚炸弹炸死了239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3分钟后，一辆炸弹卡车炸飞了一幢房子，造成73名法国人死亡。2000年10月12日，有两个人乘一只船冲向一艘美国在亚丁的军舰，使军舰受损，造成17名士兵死亡。所以，对恐怖主义的支持者来说，美国花巨额资金发展新型战斗机和护卫舰之举究竟有多大用处是值得怀疑的。
另一派人主要考虑的是导弹防御盾牌。美国发展导弹防御系统的目的是使美国免遭携带有核弹头、化学武器或细菌武器的导弹的攻击。在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的诱使下，布什政府要集中力量实施导弹防御系统计划。在他们看来，实施这一计划有一个好处，那就是确保军事工业大企业得到巨额补贴。为了平息国际上的愤怒情绪，布什不得不出面解释说，这是为了保卫美国，不是要针对其它核大国，而是要对付某些“无赖国家”或有能力向美国的利益（美国在本土和全世界的利益）发射导弹的组织。
剖析新的威胁
美国的上述两种思潮汇合到一起，都主张制定针对新敌人的战略。但是，除了对付本·拉丹以外，还可能对付谁呢？非法犯罪团伙和毒品贩子不大会对挑起这种对抗感兴趣，因为这种对抗会损害他们的“生意”。如果美国无意攻击它称之为“无赖国家”中的某个国家，所谓“无赖国家”的领导人又怎么会想到向美国发射导弹、从而给自己和本国引来可与利比亚或伊拉克遭到的打击相比的反击呢？
有许多问题现在仍没有答案。美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造就了这种新威胁？除了9月11日的袭击以外，这种新威胁的危险性究竟有多大？这种恐怖主义与来自其它国家（阿拉伯国家或欧洲国家）的恐怖主义有什么区别？这种区别究竟是质量上的还是仅仅数量上的区别？
应当把“不对等”的概念与“不对称”的概念区别开来。战争的“不对称”指的是交战双方的力量在数量上的不同：一方是强国，另一方是弱国，例如美国同伊拉克的战争就如此。而战争的“不对等”强调的是新敌人在手段、风格和价值观方面在质量上与对方的不同。
换言之，当一个像美国这样的强国在世界上或在常规战争中显示自己的霸权时，它的敌人和受害者就采用非常规的和“不对等”的战术同它作战，避其锋芒，集中攻击其弱点。
解读新的敌人
五角大楼结论说，由此看来，新敌人是在进行“不正大光明的战斗”。新敌人的战略扎根于全球化的世界中，在通讯、运输、信息……等方面使用的全是现代手段。“心理恐怖”，传统媒体的影响和因特网就是新敌人武库的组成部分。新敌人利用的刀子、渔船、手工炸弹和民用飞机都能构成有效的威胁。
尽管这种敌人从地理上说拥有一个基地，我们仍不可能确定他们所处的位置，甚至无法知道他们的人数。他们没有固定的地址，成员分散在各地。世界就是他们的地址和活动场所。
这些“不对等反对派”的力量和共同利益是：各国国家主权的削弱和市场力量的潜在加强。我们甚至可以说，它们在这方面同索尼公司、麦道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公司、阿迪达斯公司和美国在线公司的利益是一致的：都在利用法律结构不健全的“灰色地区”以确保最大的利润和逃避规章条例的限制（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都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产物）；都拥有各个国家自己不拥有的活动余地。
所以，美国的媒体认为，本·拉丹不仅是一个扎根于特殊的社会中的伊斯兰极端分子，而且是新一代伊斯兰世界主义的代表。他像苏丹人哈桑·塔拉比（现已在押）一样使全世界面临着威胁。本·拉丹领导的组织寻求同美国对抗，旨在削弱美国的霸权，甚至摧毁美国。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本·拉丹的历史（他由中央情报局在80年代培养起来、后来又在海湾战争以后转而反对自己的造就者）。人们是否因此就能把“不对等敌人”和国家体制及其情报网络区分开来？如果没有国家的支持，真的可能领导一个国际性的暴力组织吗？这个新的敌人怎么可能既是近乎虚拟的又能采取实际的行动？说这个敌人是建立在一种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的，这种说法并不全面。意识形态是不能脱离具体的地点发挥作用的。
干涉恶性发展
在美国的新战略思想中，还存在不对等敌人的其它形式：“无赖”国家或“濒于破产”的国家。1989年12月在巴拿马采取的“正义事业”行动也是一种不对等战斗，目的是要抓住诺列加。后来，美国又把矛头指向萨达姆·侯赛因、米洛舍维奇和卡拉季奇。美国并没有把这些人看成是国家元首，而是把他们看成是匪徒。但美国采取的这些行动同美国在冷战时期针对外国领导人（无论是拉美国家领导人还是近东国家领导人）的行动之间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今后，考虑到“不对等敌人”问题，美国将采取的行动与以往最大的不同之处很可能表现在所使用的手段上。在今年9月11日以前，非传统的预防和威慑方式（如目标明确地暗杀外国领导人）是不被考虑的或不合法的，但今后则将成为美国的防卫手段之一。美国的对外干预行动的粗暴程度今后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为了打击“不对等敌人”，战略家们一致认为必须实行更准确、更有力的手段。情报机构在技术手段和人员配备方面将会得到加强。一些人主张加强侦破工作。美国的间谍活动将指向新敌人的各种潜在支持者：非政府组织、互助协会、移居国外者、因特网网站……一位美国参议员最近抱怨说，在外交领域，中央情报局在取代国务院。
军事行动弊端
此外，反导弹盾牌今后可能会问世。谁也不知道那些凶恶的杀人犯在准备采取什么行动。美国参议院已一致通过了关于扩大总统权力的提案。在众议院，只有一名议员投票反对采取军事行动。这名议员就是共和党议员芭芭拉·李。他说：“一次军事行动并不能阻止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对美国采取其它的恐怖行动。”
科索沃战争时曾指挥北约部队的韦斯利·克拉克在一篇题为《怎样进行不对等战争》的文章中说，“以色列国内”的巴勒斯坦人（他很可能不知道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不在“以色列国内”，而是被占领土）学会了用非致命武器（石块和棍棒）进行抵抗。他分析说，这是一种战术，旨在利用世界舆论的同情心和迫使以色列治安部队作出与对方的抵抗不成比例的反应。届时，手持武器的人就会混在投掷石块者中，其他的人则趁机放置炸弹。用战斗机、装甲车和大炮进行反击是没有用的，用地面部队进行反击则会使士兵冒太大的危险，舆论的一致支持也会受到影响。所以，以色列不得不发展新的装备，组织新的力量，采用新的战术。
美国的这一选择将是灾难性的。“灰色地区”（因战争而出现）、全球化和贫困化是危险的“地带”。同军事干涉相比，那里更需要国家制度建设和经济发展。另外，“911”凶案是世界在发生变化的反映，我们应当努力去分析和理解它。但现在计划中的反击却证明了这样一点：人们仍在继续实施一种旨在迫使人们接受有利于美国利益的国际秩序的战略。我们是否会再次看到在“战胜”伊拉克以后出现的、促进最极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发展的那种局面？“不对等敌人”是不能用粗暴的武力战胜的，更不能凭没有政治计划的技术战胜之。没有政治计划的技术总是敌不过文化和认同意识的力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