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后代在非洲赢得尊敬

【美国《时代》周刊8月20日一期报道】题：郑和将军到过的最远地方（记者汉娜·比奇发自蒙巴萨）
李长城（音）夫妇花了足足5分钟才在地图上找出蒙巴萨的位置。一找到它，夫妇俩就紧盯着这个不起眼的圆点，竭力想像非洲东海岸遍地的财富。6个世纪以前，郑和将军仅凭一张最简单的草图作向导，就做了同样的事情。只不过他的庞大船队，在其全盛时期，驶向的是苏丹统治下的一片广袤领地，而不是一座已被大海侵蚀的凋敝港口。蒙巴萨海边坐落着一栋栋宏伟的古老别墅，岁月磨蚀，别墅墙壁上的油漆已剥落，尽管如此，蒙巴萨及其周边一带的海岸线仍然吸引着航海家郑和的后代，给他们以无限的希望。正是为了寻找这些现代冒险家，我也来到了非洲。
中国人可能会去美国新泽西洗盘子，或去新西兰读学位，但他们来非洲是为了挣钱和赢得尊敬。郑和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正是从马林迪——现在它是一处幽静的旅游胜地，从蒙巴萨沿海岸向北开车行驶两小时就能抵达——郑和收到了他最珍贵的贡品：一个麒麟，一只天鹿和一匹天马——实际上它们就是现在所说的长颈鹿、羚羊和斑马。自1992年搬到蒙巴萨以来，李长城及其家人也充分利用了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非洲大量的野生动物和药用草本植物——并将它们变废为宝。李家人骄傲地领我参观了他们的中医诊所，里面挤满了患者。他们的纯净水厂被评为肯尼亚最干净的工厂之一。李家人来非洲或许是出于个人原因，但国家的梦想是建筑在单个冒险者身上的。
最近数十年来，中国在非洲赢得了众多的盟国和较大的影响。虽然冷战的结束将非洲大陆变成了西方的从属国，但中国坚持不懈地向非洲的53个国家求爱。中国和非洲之间的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100亿美元，北京还在继续增加对非洲的援助——不附带任何麻烦的条件。中国的慷慨解囊得到了回报。北京上个月成功取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这应部分归功于非洲阵营的选票。
对非洲人而言，中国人派来医生和工程师，修建公路、体育馆和医院。当我开车行驶在连接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和蒙巴萨的平坦公路（它是由中国公司修建的）上时，村里的孩子们向我欢呼雀跃，由于我长着一半亚洲人的五官，他们朝我高喊：“中国公路，中国公路。”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郑和的船队曾在此靠岸，该市最大的体育设施被称作中国体育馆。
回过头来再看看蒙巴萨。李家人说，家里作出从上海搬来非洲的决定，与其说是有雄心壮志，不如说是因经济所迫。李家两口子所在的国有医院无法负担起这两位中医的最低生活工资，所以他们只好收拾起行李，在最后一次祭奠祖坟后，便一头扎向蒙巴萨，只因为他们听说也许蒙巴萨需要一间中医诊所。今天，他们对局促不安的肯尼亚病人实行针灸疗法，他家餐厅的晾衣绳上挂着自制的面条。李的妻子葛月华说：“我们在蒙巴萨创造了一个小中国。”她一边说一边将酱瓜放入我的饭碗里。
可是，蒙巴萨看起来不像是个安家的好地方。对我而言，它的魅力在于古董：在一家年久失修的博物馆里，我发现里面藏着各类古玩，有曾经雄伟的城堡遗迹，还有据说郑和的船队带来的瓷器碎片。近至50年代，海上货船还纷纷驶入这个东非最大的港口，一批批微醉的西方海员跳下船，将非洲的珍宝洗劫一空。今天，当我在这座海港漫步时，只看见码头工正在将货物慢慢卸下———这是长期就业不足造成的萧条景象。可是，中国人还是来了。曾浩昆（音）笑着说：“我们中国人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商机。”曾家三兄弟拥有6家饭店，还在蒙巴萨经营鱼翅和海参出口业务。在海岸的最南端，穆罕默德·奥洛亚正将大白鲨的背鳍砍下，然后把它们卖给中间商，中间商将鲨鱼身体的各部分转卖给曾家兄弟。马林迪土生土长的渔民不清楚为什么中国人急于得到毫无用处的软骨。他耸耸肩说：“中国人知道如何挣钱，他们甚至能从其他人都不要的东西上挣钱。”
伊肃森（音）正是这样的中国人。他是中国一家运输公司的代理商，以顽强的意志在非洲开了一家商店。他说：“美国人和欧洲人控制着非洲的大市场，但我们可以在非洲做我们的生意。”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伊肃森最近去了一趟马达加斯加岛，他在想该用多少现金才能让一位刁难的港口官员允许他的船卸下货物。他说：“微妙的是，在非洲没有做生意的任何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