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特务杀害杨杏佛史量才内幕（中）

毒死刺客
这时候，凶犯过得诚因在慌乱中跑错了方向，等到折转过来，再去追汽车，汽车已离得很远。他一面追，一面拼命地喊：“等一等！等一等！”
赵理君一看，过得诚还落在数丈之后，而附近已经响笛狂鸣，他为了快点脱身，那里还顾得了过得诚？但又怕他被捕后泄漏消息，一不做，二不休，立刻从车上向他发射一枪，希望取了他的性命，免留后患。但由于仓惶中发射，虽然击中却未弹入要害，而赵已命司机加足马力飞奔。
赵理君数人倒是逃脱了，但过得诚这个凶手，刚完成了杀人的任务，却立即挨了自己人一枪。他还想挣扎逃命，但巡捕已从四面八方围过来，终于被捉住。巡捕立刻把他与杨杏佛父子一同送往金神父路广慈医院，进行抢救。杨杏佛受伤过重，不久即告逝世！过得诚经过急救之后，到下午即能说话。经巡捕房派人向他追问，他谎说名叫高德臣（这是他的化名），山东人，因来沪投亲……等等，凑了一番鬼话，不敢吐实。
戴笠得报后，起初因为杀人之计已遂，非常高兴。但后来又听到过得诚被捕，并已说出了自己的化名，又非常气愤。他马上通知在法租界巡捕房当探长的“特务处”特务范广珍，叫他带上一包毒药，以捕房关系去设法解决过得诚。结果，就在当天晚上，过得诚也“重伤不洽”而死了。
在杨杏佛遗体送到万国殡仪馆入殓及举行追悼会时，宋庆龄、鲁迅、何香凝、沈钧儒、李四光等许多人都到了。大家都表示悲愤和沉痛。宋庆龄为一大群记者所包围（其中也有利用记者名义参加的特务），她语气激昂地表示，杨杏佛的被害，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性暗杀。但是民盟不久就告终了。
当时，蔡元培率中研院同人公祭，行三鞠躬礼毕，蔡致悼词。蔡元培致词时，咽不成声。史量才被害
戴笠在暗杀了杨杏佛之后一年，到一九三四年冬天，又进行了第二件轰动社会的政治暗杀，受害者是上海《申报》的主持人史量才。关于史量才的死因，当时社会上传说纷纭，对于其中内幕也都不能了了。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一般人不可能明白其中的曲折，而事发之后，蒋介石一面电唁史量才家属，一面还命令浙江省主席鲁涤平悬赏缉凶。戴笠也故意说是因为史担任上海市参议会会长时，曾进行上海市独立运动，要使上海脱离国民党的统治，把史说成是从事叛卖国家民族的人。因之内内外外，都弄得云云雾雾，使人对史氏被杀的原因，无法明了。
实则史量才之死，也是一种政治暗杀，整个暗杀计划，也是由戴笠和赵理君亲自计划布置，而由赵去亲自执行的。戴笠原先准备在上海租界动手，曾命人在《申报》馆和史氏住宅附近找过房子，因迟迟没有找到，戴就亲自到上海去布置。史量才一向提防着有人要对付他，除了使用的汽车有保险设备外，还雇有私人保镖。戴笠最担心的是又和暗杀杨杏佛的时候一样，凶手中有人逃不了而把内情泄漏出去，引起麻烦。以后，他派去监视史量才动静的特务，通过帮会关系与史的汽车司机结识，打听到史经常要去杭州，乃决定不在上海下手。戴笠前往杭州布置
一九三四年十月间，史量才为了调养胃病，果然携眷赴杭。戴笠于是带了赵理君等人前往杭州布置。史在杭的住宅叫“秋水山庄”，戴、赵等人本准备在其住宅附近伺机狙击。后来考虑到若把他杀死于杭州市区，浙江省会警察局便脱不了关系，势非遭到各方面的责难不可，这样一来，又有了个破案责任问题。而其时的省会警察局局长，正是戴笠系统的特务龙文，这更不啻是自找麻烦。因此，又决定改在离开杭州市区的地域进行。
参加这一次罪恶行动的特务，除赵理君外，还有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安徽人，抗战时期做过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以后自杀）、组员李阿大、施芸之、许建业等六人，另有汽车司机张秉午。
使用的汽车是“特务处”经常用来进行暗杀、绑架的一辆老式别克牌敞篷车，平日停在南京鸡鹅巷五十三号“特务处”的接头处。
史量才是十一月十四日自杭州乘自备汽车回上海的。在他动身前的一两天，特务们已从他的司机那里得到了消息，便先由赵理君去察看动手地点，他们选定的是沪杭公路所经的海宁县属第四区博爱镇附近，离翁家埠约四华里的地方。特务们事前准备好两个临时用的汽车牌照：一个是“京字七十二号”，这是随便仿制的，以后才知道是南京盐业银行的牌号；另一个是杭州警察局的试车牌照。上述的特务处汽车，在十月底就开到了杭州，停放在杭州上仓桥浙江警官学校的停车房内。
行凶时，先是挂的“京字七十二号”牌照；行凶后逃回南京途中，则改用试车牌照；快到南京时，才又换上正式的牌照，于半夜里驶返鸡鹅巷。
因为史量才的汽车有保险设备，所以特务们所带的手枪都是洞穿力特强的一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