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特务杀害杨杏佛史量才内幕（上）

【台湾《亚洲人》周刊三月二十二
——二十八日一期文章】（作者陈武宗）魏大铭先生在《评述戴雨农先生的事功》一文中说：“暗杀史量才、杨杏佛两案对国家得不偿失”。因为“两人都甚负时望，史为上海《申报》的大老板，有报业大王之称，上海闻人，国内贤达。杨为学术界知名人物，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以聪慧干才著称。案发后，人心当然不满。”
其实，这些令人发指的暗杀活动，不仅没有达到吓止叛徒的目标，反而促使知识分子逐渐左倾，增加反对者的藉口，而国民党终因军统特务的胡作非为，逐渐背上法西斯的丑名。在情报局官员涉嫌刘宜良命案的此时，翻阅五十年前的这段史实，更令人心寒。国民党对「民权保障同盟」恨之入骨
杨杏佛是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早上为戴笠的特务所杀害的。这是戴笠在上海租界中干的第一件血腥罪行，多年以后，在“军统”内部还被认为是“杰出之作”；而且拿来在特务训练班内做教材，作为“行动术”（专搞逮捕、暗杀、绑架、破坏等罪恶勾当）的示范。但局外人却很少了解内幕。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一九三三年初，由宋庆龄所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杨杏佛即担任了“同盟”的执行委员兼总干事。这个同盟，以唤起民众努力于民权之保障为宗旨。当时的会员都是知名人士，包括宋庆龄、蔡元培、林语堂、胡愈之、鲁迅、周建人、王造时、伊罗生、史沫特莱（第三国际联络员、德国《法兰克福报》记者兼宋庆龄英文秘书）。国民党把这个组织当作共党的外围，对他们恨之入骨，所以决定加以制裁，并且选定杨杏佛当作制裁对象。暗杀杨杏佛
那年四五月间，亦即杨杏佛从北平返回上海不久，戴的暗杀计划便已开始布置。特务们先侦察杨的每日行动，了解到杨本人住在中央研究院楼上。杨嗜好骑马，在大西路养了两匹骏马，每天早上有空，便到大西路、中山路一带，驰骋一两小时。特务们认为，在这个时候对杨进行狙击机会最多，也最有把握。
但是，正当特务们进行准备之时，戴却否决了在这个地区动手的计划，他认为把杨暗杀于租界以外的地区，有两点不妥：一是达不到恐吓宋庆龄的目的，因她的住宅在法租界法国公园附近；二是暗杀地区选在国民党管辖范围内，怕引起各方面的指责，不破案则有失面子，要破案又不能自己破自己的案。所以，改在法租界孙夫人寓所附近进行。这样，既可以显示军统力量，达到吓人的目的；又可推说事在租界，不必负破案的责任。
于是特务们改变计划，决定在中央研究所附近进行布置。准备趁杨外出散步或去宋庆龄寓所时下手，那一带是幽静住宅区，平常路上来往的人很少，所以特务们觉得下手后逃散亦较易。
戴笠在六月初，即由南京前往上海亲自指挥布置，他的住所就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负责执行暗杀的是华东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赵的化名是“赵立俊”和“陶士能”（四川人，黄埔军校五期毕业）。他在上海负责戴系特务工作多年，在抗战初期，又担任了“军统局”局本部行动处的行动科科长。当时，赵本人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中段巷内德丰俄国大菜馆楼上；行动组副组长王克非及几个行动员，则住在法租界迈尔西爱路一幢三层楼房内，负责暗杀的行动组组部，也设在那里。
参加那次暗杀的凶手一共六个人，事前都要进行宣誓，要做到所谓“不成功即成仁”，如果失手被捕时绝不能把内情泄漏出去，否则就要受到最严厉的制裁。
特务们本来准备在六月十七日动手杀杨杏佛，但当那些凶犯到达中央研究院附近时，却碰上法国巡捕房的一辆巡逻车，跟着又有一队换班的巡捕经过，他们不敢动手，分别溜回。血洒亚尔培路
第二天六点多钟，又再由赵理君带着凶手李阿大、过得诚、施芸之等前往。赵自己坐在汽车上，汽车则停在亚尔培路向马斯南路拐角处。李阿大、过得诚等四人，则分散在中央研究院附近，两头各有一人巡风掩护。
上午八时左右，特务们看到杨杏佛带着儿子杨小佛走到院中，准备登车，乃立即走近门前。
杨氏父子上车后，一会又走了下来，特务们以为杨已发觉，正想冲进去，杨氏父子又登上另一部汽车。当这部汽车徐徐驶到亚尔培路三三一号（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品交换处）门口的时候，特务们的四支手枪，便同时朝着车内射击。
杨氏一闻枪声，大概已知道是要杀害他。因为早在一个多月以前，他便接到过特务们寄给他的恐吓信和子弹，但他置之不理，还活动得比过去更加积极。此时枪声迸发，他不会不想到是特务向他下毒手。
在这生死关头，杨因爱子心切，立刻用身体障护住杨小佛。所以特务连发了十多枪，结果，杨杏佛和司机都被打死，但杨小佛只在腿部中了一弹。
凶手们见目的已达，便向停在附近的汽车狂奔，抢着上车。赵理君一听到枪声，早已指使司机将机器开动，准备逃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