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格曼谈中国的新闻报道和报刊

【西德《法兰克福汇报》三月二十六日文章】题：党的报纸和官方通讯社——实行有控制的接近信息制度（作者卡罗尔·巴格曼）
共产党中国为西方国家的读者出了一份同时在北京、香港和纽约付梓的日报。这份报纸名叫《中国日报》。该报用英文出版。它的版面更多地象是某个非共产党国家的一份有地位的省报，虽然也发表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的社论和评论，但一般都摘要刊登。它对西方读者在浏览这类文章时的忍耐力具有良好的把握能力。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日报》的西方式体裁，但这不仅指它的外观而言，而且也是指新闻的准备过程，包括其中的一些内容。
《中国日报》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宣传工具。但是，它所发表的经过精心加工的评论、有分析的报道、记者专访、照片和读者来信以及有时甚至带有自嘲味道的漫画，往往给人以一种不太确切的印象，甚至是完全混乱的感觉。
对于在中国工作的外国记者来说，《中国日报》可以使他们节省许多翻译时间。然而，主要的消息来源还是传递消息比较迅速的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现在，这家通讯社已经不再只是提供一些干巴巴的消息或党的意见。它还巧妙地为自己创造了施加影响的可能性，办法是按照其“主顾”的需要来提供服务，这些“主顾”，即外国新闻记者可以在他们自己的舆论工具上进一步传播它的消息。这家通讯社在报道比较重要事件时，不但提供详细的过程，而且还发一篇或多篇特稿。在这些特稿中专门阐述那些会使西方国家读者感兴趣同时又对中国有利的侧面。此外还有新华社驻西方国家首都记者自己写的报道。这些报道主要刊登在《中国日报》上。在《中国日报》的一篇占了两栏版面的文章中，人们可以看到联邦德国对昂纳克取消访问一事的反应综述，以及法国的经济改革所产生的不利影响。
对外国记者来说，除了新华社的消息和《人民日报》，中共的意识形态刊物《红旗》杂志也在必读之列。《红旗》杂志上有时宣布一些政治上的临时决定，公开发表权威性的意见，提出一些正在酝酿之中或者是要采取“步骤”的课题。
但是，要想全面地了解中国，人们还必须阅读众多的地方报纸，比起中央的报刊来，这些地方报纸能更坦率和确切地报道所存在的问题和弊端。最后要提到的是晚报，这些所谓的晚报是前几年开始在中国的大城市出现的，邮递员拿着晚报上街零售，销路好极了。晚报是反映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各种问题的一面彩色镜子。
外国人迄今为止不能订阅军报，当然更不用说阅读分成各种保密等级的干部参考读物了。在这些保密的参考刊物上，对批评意见、矛盾和挫折的报道言简意赅，给核
心圈子人物看的材料都是真实的描述，根本不象公开报纸那样只报道事情的一些皮毛而不触及实质。
提出这些批评是正常的，这也是一个掌握工作本领的过程。但是，这种批评是受控制的，只局限于一些特定的课题。
在此期间已经举行过多次记者招待会，但值得参加的记者招待会却为数不多。几乎每一个部和其他机关都任命了一位新闻发言人。发言人总是把提问记录下来。一般情况下，在过了几天或几星期后，提问者才得到一个自己从报纸上也能找到的答案。只有外交部在碰到棘手的提问时能对答如流，外交部历来就是驻中国首都的外国记者的汇聚之处，是他们的主管“单位”。
在事先列出谈话题目后，采访政府部门或其他单位的专家是不难做到的。然而，要想对某个领导人进行采访，就得等待特殊的机会，例如在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
在中国，社交活动也是交换新闻的主要场所。在这种场合，大家互相透露消息，兴致十足地向某个国家的记者打听独家新闻，这是因为中国领导人总是利用外国政治家的来访，向客人介绍若干有报道价值的情况。邓小平对撒切尔夫人或科尔总理说的话就是这样透露出来的。还有，在这种场合，人们也可以了解到若干报纸上找不到的新闻。在这种不正规的消息总汇悄悄地交换的任何新闻，过不了二十四小时就会在中国首都变得众所周知。因此，人们完全没有必要去到处打听。在共产党执政国家的首都，你的所有熟人提供的都不是第一手的情报，他们这样做的目的首先是为了交换情报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