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深莫测的总统（四）

领导能力的局限性
在国会山上，卡特未能结成强大的联盟。甚至在他主持了一个全国委员会，把国会和政府机构的民主党候选人吸收进来之后，他也没有与国会议员形成亲密的友谊。在他赢得了民主党的提名乃至当选总统后，他仍然没有与国会形成密切的关系。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但却更能说明问题。四年之后，他与国会仍没有结成密切的关系。一位前民主党参议员总结说：“国会山上最终没有一个人愿意接近他。”
这正是卡特之谜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如此精明的人，不管他喜欢国会与否，怎能不会理解国会的高度重要性呢？他可以不知疲倦地同国会议员通电话，同他们举行非正式的吹风会时也显得高明，但他从未使他们觉得他与他们是完全和睦相处的。他不是这样的。他觉得他对国会有一种道义上的优越感。他是由全体人民选举的，他认为单个的众议员或参议员容易被特殊利益集团、院外活动集团和自私自利的派别所利用，缺乏总统对全国人民的福利所具有的责任感。
一个比较富有活力的领导人本来可以在几处战场上号召他的“人民”起来反对国会，但这也不是卡特的天赋。他在电视转播的记者招待会上可以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但他在有准备的讲演时却缺乏高昂的情绪和雄辩能力。他在协调他的工作班子和内阁时也体现了他的领导能力的某些局限性。
尽管卡特很自豪，很自信，他却能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批评精神。一九七九年夏天，他曾引用过一位南方州长批评他的话。这位州长对他说，他活象一位白宫管家，而不象一国之主。他似乎赞同这个批评，或者至少也认为自己看起来就是这么个样子。
卡特的某些特点，在其他情况下可能是一些局限因素，在实现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七日的戴维营协议时却成了一大笔资产。这是卡特政府外交政策的最美好的时刻，而且多半是总统个人努力的结果。这个协议是处于最佳状态时的卡特的产物。
卡特的全部智力和道义力量都集中到这项国务活动能力的重大杰作上来了。卡特刚刚开始执行中东政策时，既天真又笨手笨脚，后来他下决心要成为一个中东问题专家。在他执政的第二个夏天，他果然成了这样一位专家。他对于什么可以谈判，什么要靠施以巧计才能最终实现——最明显的是耶路撒冷的地位——有着敏锐的感觉，他还具有使立即可以实现的东西符合于更宏大的未来规划的远见卓识。当需要他强硬的时候，他是强硬的，而他的耐心和耐力却超过了贝京和萨达特。在戴维营的大部分时间里，贝京和萨达特只通过他进行联系。
一九七九年三月，卡特进行了一次勇敢的冒险，访问了开罗和耶路撒冷，又一次充当了中间人，戴维营协议终于导致埃以和约。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