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因摄影而精彩人类因摄影而进步（连载）

三、震撼心灵
19世纪80年代中期，从事警务报道的记者雅各布·里斯觉得，单是文字不足以完全表现城市肮脏和堕落的程度。数年后，镁粉闪光灯的发明使他梦想成真。里斯背着平底锅和搅拌器来制造闪光，并靠这样的办法拍下了纽约3/4人口居住的贫民窟的首组照片。当时哈德逊河下游东岸的一个贫民区里，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英里33.4万人。
里斯拍摄的照片刊登在《斯克里布纳杂志》和他的书《另一半人的生活》中，使美国中产阶级及其政客大为震动，并下定决心采取措施改变这一状况。犯罪率居高不下的宿舍被封闭，出租房装上了走廊灯，城市有了清洁的水源。里斯曾纵火焚烧过两幢楼房，还在另一次事故中差点双目失明。但就是这位外表难看的业余摄影师第一个使相机成为唤起社会良知的工具。
20余年后，在声讨雇佣童工的运动中，一位名叫刘易斯·海因的科学教师再次采取了里斯的策略，拍下了被蹂躏的童工的生活。在他的照片里，有的孩子因工厂事故断了腿，有的则被煤灰熏黑。他将总共5000张照片呈交给全国童工委员会，推动了反对雇佣童工的政治斗争。
海因犀利的风格在20世纪30年代的“摄影同盟”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摄影同盟”由一群年轻的纽约青年发起，目标是担负起“记录世界真实面貌”的任务。
尽管这个同盟并未直接发起改革，但它为新一代摄影人开创了一条社会现实主义道路——其成员将此称之为“直接摄影”。
1949年，这个同盟被归入社会主义阵线，其成员数目曾一度减少，但这种面对现实的风格在20世纪60年代再次抬头。南方的黑人经过多年有组织的斗争消灭了种族隔离，获得了选举权，而民权运动直到1963年5月才爆发。亚拉巴马州伯明翰情绪激愤的抗议者们面对着警犬和高压水枪的照片传遍了全世界。为《生活》杂志拍摄了伯明翰示威活动的查尔斯·穆尔说：“人被狗咬仅仅因为他们皮肤的颜色——我想告诉人们这种骇人听闻的暴行。在美国人眼里，这是个转折点。”
战争是残酷的，反映战争和屠杀的战地摄影照片无疑具有极其强大的震慑力。照片使人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战争，并推翻了人们普遍接受的战场英雄主义和荣誉的观念。富尔顿在《时间之目：美国摄影新闻学》一书中写道，1862年9月安蒂特姆战役后仅一个月，在纽约布雷迪美术馆展出的战地照片“使美国人震惊不已。大部分照片无情地摄下了死亡场面，使之近在眼前……给人带来震撼的不仅是大屠杀不可思议的规模，还包括照片中传递出的恐怖感和反映出的破败程度”。
二战大屠杀幸存者、学者亚法·埃利娅克在15年内走遍了6大洲，收集了8000张犹太人战前生活的照片，在她的家乡、现属立陶宛的艾希绍克镇展出。在1941年9月的两天之内，这个小镇就有差不多3500名犹太人被纳粹集体屠杀。在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内，她收集的照片被称为“生命之塔”（诺曼·沙尔希茨摄于1942年）———三层高的塔楼内贴满了放大的生活照片。埃利娅克说：“我想展现犹太人作为普通人生活的一面，而不是可怜的战争受害者。”
1972年6月8日下午。经过3天的战斗，越南飞行员误将凝固汽油弹箱投在了壮庞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数分钟后，被烈焰包围的村民们惊慌失措地沿着公路奔跑，愤怒不已。美联社记者尼克·吾迅速抢拍下当时的情景，尼克·吾并因此获普利策奖。
在海湾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肯尼思·亚雷茨基驾车行驶在科威特城外的沙漠里。他迷了路，而且要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地雷。就在此时，他看到了一幕恐怖的场面：一名已死去的伊拉克士兵坐在一辆被火箭击中的吉普车里，双手还紧紧抓住仪表板，脑袋已被烧焦，头盖骨清晰可见。被《时代》周刊派往海湾的亚雷茨基举起相机拍下了这个场面。负责军事稿件的上司反对发表这张照片，但摄影师不肯让步。亚雷茨基回忆说：“如果我不拍下这张照片，像我母亲那样的人们就会认为，战争仅是他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样！”
图片：
1、生命之塔（诺曼·沙尔希茨摄于1942年）
2、女童纺纱（刘易斯·海因摄于1909年）
3、越战中惊慌失措的村民（尼克·吾摄于1972年）
4、海湾战争中牺牲的伊拉克士兵（肯尼思·亚雷茨基摄于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