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学戈尔巴乔夫（二）

二、斯塔夫罗波尔的党委书记戈尔巴乔夫
我和戈尔巴乔夫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九六七年，也就是“布拉格之春”的前一年。当时我去苏联考察，顺便到斯塔夫罗波尔呆了两天，以看望我的老同学戈尔巴乔夫，当时他是斯塔夫罗波尔市委第一书记。这是赫鲁晓夫下台后我们二人第一次见面，所以对赫鲁晓夫的看法就成主要话题之一。
对于我们捷克斯洛伐克人来说，赫鲁晓夫在苏联历史上是批判斯大林的开山鼻祖和代表人物。因为那时我们正在重新确定本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新观念，以便进一步克服斯大林主义的残余，开辟一条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情况的新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我们想知道，新的苏联领导人究竟如何看待赫鲁晓夫的一些改革尝试。对于赫鲁晓夫的下台，戈尔巴乔夫没有表示丝毫的遗憾。但他并不认为这意味着要回到过去。他说，赫鲁晓夫在经济（特别是农业）和教育方面的那些新花招，危害性很大。因为他提出那些东西时，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往往是即兴发挥，完全是主观主义的。他强调指出，赫鲁晓夫在现实生活中继续保持中央对全国生活横加干涉的陈旧方法。赫鲁晓夫的所谓权力下放，只不过是中央进行官僚主义干涉，随意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基层的一种形式而已。
有鉴于此，各加盟共和国和各州的领导期望勃列日涅夫能给他们更多的自主权。戈尔巴乔夫当时认为，这对于改变苏联的政治和经济管理体制来说是必要的，因为它幅员辽阔、各地区情况很不相同。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在以后的岁月里，戈尔巴乔夫确实善于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他在斯塔夫罗波尔工作期间，在职权范围内，使集体农庄的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使生产队有明确的自主权决定如何进行生产，取代了官僚主义的行政命令。于是，劳动效益和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短短几年内，斯塔夫罗波尔的粮食产量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到五十。戈尔巴乔夫在斯塔夫罗波尔之所以能取得这样大的成绩，其中也有他妻子赖莎一份功劳。
他俩在上大学时就结婚了。当时赖莎就读于哲学系，她也住在我们那幢学生宿舍楼。去年年底，她在伦敦使西方记者大为吃惊，因为她不象那种常见的苏联官太太。她是第一个调查集体农庄社会情况的妇女。这一调查对其丈夫在斯塔夫罗波尔进行变革，作出了贡献。
那次见面时，我也和戈尔巴乔夫交换过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改革的看法。在讨论时，我们是相互理解的。我们都充分地考虑到：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不一样。我的想法仅仅是针对我国的情况和可能性。象支持扩大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和各州的自主权一样，戈尔巴乔夫也同意各国可以按照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前进的观点。但当时无论是他，还是我都没有想到，一年以后会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那样的事件。
一九六八年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苏联。一九六九年秋天，戈尔巴乔夫作为苏共代表团团员访问了布拉格。但由于我和以杜布切克为首的其他捷共领导成员一起被赶出了中央委员会，当然也就不可能同他见面了。这实在是太遗憾了！
自从一九七八年以后，我们二人的生活和经历就大相径庭了。戈尔巴乔夫的经历告诉人们，在政治上，谁要是关心苏维埃社会中人民的利益和需要，谁就能在党内通过亲自参与政策的制定，对此作出重要的贡献。我理解他的立场，尊重他的立场，我生命中的大部分岁月也是坚持这一立场的。（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