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议员沃尔登撰文分析：中国的改革对苏联和西方的影响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五月五日文章】题：中国的挑战（作者英下院议员沃尔登）
如果说西方对俄国的看法有时反复无常使人吃惊的话，我们对中苏关系的看法一成不变是很危险的。中苏两国的对立是它们所特有的。它们采取什么方式对立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如今这两个共产党大国不再总是陷入毫无结果的意识形态斗争，而是在为使其经济合理化而竞赛。这场竞赛不仅是在它们之间进行，也是在同我们竞赛。它们之间的和平竞争可能会比意识形态上的争论更加鼓舞人心，对西方也将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有一个幅员为日本的十倍、生产能力也是日本十倍的中国，这样的前景不论多么遥远，都将使戈尔巴乔夫的心力无暇他顾。这种促使苏联经济现代化的强大新动力本身也将使我们无暇他顾。
中苏两国的争执从六十年代初的意识形态进攻发展到几年之后隔着乌苏里江上的一个边远的小岛互相炮击。毛的文化革命使中国陷入了内乱，因而不能长时间同苏联对抗。那时，莫斯科对中国政策中的不合理成分感到的恐慌，被它对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自我摧残感到的满意抵消了。不论是就国家还是就理论而言，一个虚弱的中国对俄国构成的挑战就都不那样紧迫了。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所做的头几件事之中有一件是发出一个信号，同中国持续休战。北京作出了反应。这对双方的好处是明显的：譬如同美国的谈判有了更多的回旋余地、能增加安全、增加贸易。但是，不论表面上多么彬彬有礼，由于民族、国家和历史的根源很深，潜在的不信任仍将是强烈的。四十五个苏联师仍驻扎在中国边界附近。
在俄国，我经常听到把中国人贬低为“小柠檬”。但是，俄国人也认为，中国人是非常聪明的，也是非常难以预料的。现在，中国不是通极左活动和烧毁使馆使世界同它过疏远，而是实行一种新的“开放”政策，鼓励贸易、投资和进口高级技术。不是煽动象红卫兵那样的人去扰乱香港，而是同英国达成一项明智的协议和扩大中国的这个资本主义据点的影响。
除了害怕之外，一定还有某种忌妒。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农业根深蒂固的低效率有亲身体会，因此，他看到中国农业最近的产量增加一定不只是感到很有趣。苏联主张经济权力下放的人们对中国人的试验及取得的良好结果一定也向往。
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可能会形成推动苏联经济革新的巨大额外动力。西方低估了中国变革的能力。如果俄国犯同样的错误，那就要危险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