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最伟大的试验（下）

把这种改革错误地解释为旨在实现一种远离共产主义的状态，要末是左派从意识形态上进行攻击，要末是西方在狂热之中干的蠢事，因为这种改革原则上绝没有提出所有制的问题，党的最高统治权绝没有放弃。邓小平是中国向现实主义和务实主义前进的伟大动力。他的名言——“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在五十年代就提出了。被他提到党和政府领导岗位的人物是同他一样的改革派。目前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是支持改革的。只要中国广大群众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人们（哪怕是一部分）就不会反对改革。而实际上他们，尤其是农民，一年比一年好起来。城市中也有明显进步。这些对于每一个客观的经济学家（如果他们观察一下一九七九年以来生产数字的上升）来说是蔚为壮观的。这在根本上应归功于部分地取消国家的指令性经济和代之以“责任制”。
赵紫阳是实现经济改革的极重要人物。我在旧时皇宫一座华丽的接待厅拜会了他。
这次谈话时间长，同时提供了很多情况。鉴于他这个人有管理统制经济的经验，我觉得，他对市场经济的直觉是惊人的，他那显然只是在中国内部获得的对世界经济来龙去脉的洞察力也是令人瞠目的。在我任部长或总理的整个时期内，除了吉斯卡尔·德斯坦和雷蒙·巴尔，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位政府首脑象他这样对本国国民经济作出如此有把握、有根据的判断。他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告别时他称我是中国的一位老朋友，我高兴地对他说：“在我的继任者的治理下，德国对中国的政策将不会发生变化。”
但是，在改革中起推动作用的领导人能否充分掌握由中国血统的人治理的新加坡和香港取得经济成就的原因和背景，这仍然是可疑的。就智力和勤奋而言，赵紫阳同取得了非凡成功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大概堪称伯仲。但是，李及其一伙人在全球积累的经验并依靠自己发明才能予以加工的东西，赵只好代之以想象力。
在中国，除了显而易见的、客观上和心理上的障碍，改革不可避免地将会带来新的问题。例如，这包括人们收入差别的进一步扩大，而这绝不仅限于十四个“经济特区”。这还包括使官僚机构从指令性计划转向指导性计划，尤其是使最高领导不仅注意新近努力建立起来的结构，而且注意国民经济的“神奇的四角”：价格稳定、高度就业、经济增长、对外经济的平衡。
中国的经济改革（至少按照参加的人数而言）是迄今全部经济史上最伟大的试验。但我觉得，较大的、具有深远影响的成果不大可能迅速出现。经济改革的成就至少要在十年以后才看得出来。但是，在那之前，只要十亿人民感觉到生活水平有令人满意的提高，那么最初的成功就可以使中国避免跌落到感情用事的唯意志论中去，并使改革派领导具有合法性。
北京生气勃勃的改革方针实行得愈有成效，对莫斯科的挑战也就愈大，因为中国成功的榜样将对苏联的保护国起到示范作用。日本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重要的经济伙伴，其次大概是美国。但是北京无论在技术上还是信贷政策上都不愿依附于美国。人们可以预见，西欧将同北京发展起良好的、日益密切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这对双方有利，不会遇到任何意识形态障碍。只有东欧的苏联保护国将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发展他们同北京的关系。
而美国却要克服自己的相当大的意识形态障碍。这些障碍来自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惊恐和拒绝态度，来自美国盟友蒋介石的失败，来自南越的失败和四十年之久的对台湾政策，而且这些障碍在参议院和公众中还将多年起作用。
当然，美国和“中华民国”自一九七九年以来就没有正式的条约关系。美国也渐渐地使用在欧洲早已通行的用语：“台湾”和“台湾当局”。尽管如此，台湾问题仍然是一个产生激动情绪的泉源。
美国至今没有一项明确的对华政策；实际的态度叫人看不出清楚的战略。如果仅仅就事而论作一番战略分析，美国人得出的结论与欧洲人没有不同，即：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良好关系和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支持符合西方的总利益。
中国正在成为第三个世界大国，而不是成为超级大国。邓小平正处在他一生经历的顶峰。他更为满意的是，他在饱经斗争的六十年之后，终于能够为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中国的事业鞠躬尽瘁。他在耄耄之年是可以自豪地退休的。但是他很了解，人们还需要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