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IBM向台当局发出警告——“再不‘三通’，我们就搬家”

台湾的经济有两出戏，一个叫“三通”，一个叫“戒急用忍”很象电影《X档案》，演不完的集子却始终找不到答案。故有人说，这不是自由经济，这是“傻瓜经济”
【台湾《中国时报》7月31日文章】题：“三通”是台湾经济的“X档案”（作者　知识经济两岸促进协会筹备处主任陶在朴）
台湾的经济有两出戏，一个叫“三通”，一个叫“戒急用忍”，很像电影《X档案》，演不完的集子却始终找不到答案。近日的剧情发展可谓登峰造极，排名世界第一的戴尔PC公司及IBM的采购主管在台北“IPO（国际采购据点）联谊会”上抱怨，如果再不“三通”，他们设于亚太地区的采购总部打算移到香港。戴尔仅仅去年在台采购金额便高达45亿美元。7月20日，经建会主委陈博志在另一个会中表示，台湾有些人就是要政府无条件“三通”，他说，这不是自由经济，这是“傻瓜经济”。
实际上“三通”、“戒急用忍”的戏，是一场政治与经济、权力与利润的角力，案底已由“傻瓜经济”一语道破。换言之，为了“聪明的政治”，政府必须如此这般。问题是究竟有没有政治与经济这样的两分法：一个笨、一个精？答案为否。因为无论政治或经济皆追求最合理的分配，这与是精是傻毫不相关。如果把权力理解为政府、政党利益和选票，把利润理解为产业之收益、就业与福利，那么在任何的历史时期，无论任何的国家都同时需要这两种资产，就好像既需要大炮又需要面包一样。
而怎样判断一项政策其权力与利润的成分是协调的，或者说是均衡的？需要借助供给与需求的概念进一步说明。设想有一个传统市场，每天需要一吨的菜，而菜商也恰恰提供同量的菜，于是供需关系均衡，此时价格最为合理。政策的供给方是政府，政策的需求方是民众，如果政策的供给线与民众的需求线相交，此时社会成本是均衡价格，大家都能接受。以目前的情况而言，“三通”、“戒急用忍”的政策供求关系是失衡的，政府的供给量不满足民意之要求。
政策的利多信息之所以小于预期，此乃政策的政治含量过高所致。这种超过均衡的多余可称为“政治剩余”。如果政府的重大政策均出现政治剩余，社会将遭遇以下诸种麻烦：一、政治挂帅成为解决权力与利润矛盾的主要处方，玩权谋的人和事便会在社会上多起来。二、敌我意识强化，许多虚构、虚拟的敌情频频出现，这将引起社会不安。三、助长左、右两个极端的政治势力成长，伤害中间路线。四、使已经紧张的政商关系进一步恶化，有害于经济复苏。五、夸大两岸经济互动之政治风险，延误可能之商机。
削减政治剩余的好方法是学先圣孔人的减法政治。一般的政治家为追求完美，对政治目标采用加法算术，可是目标多不等于政治好，而且许多目标往往不能兼顾。《论语》颜渊第七章，子贡问政，说的便是孔子的政治减法术。子贡请教孔子何谓好政府，孔子答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进一步追问，食、兵、信三项不可兼得时如何，孔子答曰：“民无信不立”，所以好的政治只有一个标准———“民信”。
“三通”、“戒急用忍”这两项重大政策的设计与修正，应朝向“民足以信之”的单一方向定位。首先，不宜故弄玄虚，以拖字诀处理，让民众相信政府之诚实与诚意；其次，不要在经济账的前面乘以政治的负号。多年平均而言，两岸贸易约占台湾全部贸易的一成五至两成左右，而且台湾一直保持顺差地位，这对台湾的经常账和外汇储备有不可低估的正面作用，如果中断这种互利往来，输家是台湾。台商在大陆的投资厂家有四五万家之多，许多中间投入仍直接依靠台湾本土，“三通”可以减少运输成本，无疑这既有利于台商在大陆之收益，也有利于台湾本土继续扩展中间品市场或中间品产能。
“三通”除了这些能够直接计算的数字外，对于外商而言，尚有“影子贸易”的作用。外商把大陆看成是终端市场，他们大多采用迂回技术，在台湾找伙伴，以挟带的方式通过台湾的中间站而进攻大陆。如果两岸贸易的影子作用不在，外商必改其传统策略，弃台湾而直捣黄龙。这种倾向，除戴尔公司和IBM的采购主管已经明言外，其余外商只是心照不宣而已。
电影《X档案》为了票房价值，可以又多又长，可是两岸三通的戏攸关民生、民意，其票房价值只有一个指针，即民众福祉之成长，宜以先圣孔子语录为政府之座右铭：民无信不立，如此而已，岂有他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