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闻周刊》专栏文章：莫斯科的新一代（六）

艺术的政治性
去年九月，契尔年科号召苏联作家和电影工作者创作生动的作品，歌颂英雄、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技术员。这是老生常谈了。五十年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化生活的准则，今天，以工农为题材的作品和《俄罗斯母亲》英雄史诗仍然是苏联人标准的精神粮食。即便如此，苏联文艺领域正在发出新现实主义——显然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的微光。现在有少数戏剧、电影和著作以悲喜剧形式描写这个工人之国的单调生活，以无情讽刺的口吻抨击官僚的贪污行为，甚至以谨慎的笔法描绘强迫劳动营的痛苦生活。巴黎的一位苏联问题专家认为，这种细微的变化部分反映了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当然，克里姆林宫今天的宽容仍然是有限的。苏联知识分子对戈尔巴乔夫寄予很大的希望，可是，移居国外的苏联艺术家几乎没有一个人指望他对文艺界的态度会比其几位前任更为宽容。
今日之苏联，电影无疑是最受欢迎的一种艺术。国家每年摄制大约一百六十部电影。一部普通电影的票价只有五十五美分，其卖座率大约为一千七百万人次。尽管一般电影是社会教育片，但是，也出现了一些新派电影，即所谓的日常生活片，其内容主要是反映家庭生活和男女不贞等现象。
苏联戏剧界虽然有一些人对当局的限制不满，但是，当局仍允许戏剧委婉地批评一些社会现象，所以某些有胆量的戏剧导演把契诃夫和果戈里的古典著作改编成戏剧搬上舞台，间接地批评政府。
在苏联，画展分成由文化部主办的“官方”画展和未经批准的“非官方”画展。三十年代，官方画展反映的是英雄的社会主义实现主义，而现在反映的主题是历史、神话乃至宗教。但是，自从安德罗波夫一九八三年开展加强纪律运动以来，非官方画展逐渐减少了。
苏联音乐家的境况常常是矛盾的。有不少演奏家对一些音乐会主要表现对党的忠诚而不是表现音乐家的天赋感到绝望而纷纷移居西方。但是，几乎没有作曲家去西方定居，因为官方不大干预他们的创作。莫斯科之所以如此宽厚，一个可能的原因是：
官员们对于自己不懂的音乐也许宁愿采取接受的态度而不愿提出非议。
苏联的作家们也许很羡慕作曲家们的地位。自一九七九年以来，他们与当局的关系一直很紧张。有些作家因作品有问题受到了惩罚。一位乌克兰女诗人因诗中有“反苏情绪”被关进劳动营服刑。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联文化界的命运将如何呢？这还是一个谜。一位被迫逃亡西方的苏联诗人说，戈尔巴乔夫“正处在有机会复兴俄国文学的独特地位”。但是，他又说：
“要指望他对文艺界采取更加宽容的态度是过于乐观的。”实际上，现在几乎没有迹象表明戈尔巴乔夫对艺术问题真正感兴趣。某些分析家推测，戈尔巴乔夫为了不疏远同强有力的克格勃的关系，也许会加紧控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亚当·乌拉姆说：“戈尔巴乔夫对知识分子、作家和持不同政见者的态度也许会比过去更加严厉。如果要实行经济改革，国内必须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这样，人们才不会受错误思想的影响。”
（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