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报载文评杨绛的《干校六记》

【美国《纽约时报》书评】题：一个“臭老九”的再教育——评杨绛的《干校六记》（作者：朱迪丝·夏皮罗）
从内容的丰富性、道义的迫切性和事件的戏剧性诸方面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历史事件能比中国“文化革命”更具文学潜力。杨绎的《干校六记》虽以不多的篇幅记叙了她被下放到农村的一所再教育学校并在那里度过两个春秋的经过，却是关于那段时期的少数回忆录之一，因此非常珍贵。
杨绛早年曾在牛津大学和巴黎攻读西方文学，三十年代与丈夫钱钟书——著名作家和评论家——一起回国。这对夫妻后来都在中国最有声望的思想库——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确切地说，钱在文学研究所，杨在外国文学研究所
——本报注）。杨绛的回忆录描写了这对老年夫妇在河南农村干校所度过的两年分离生活，集中写了她的日常生活琐事，如挖井、管菜园、与一只小狗交朋友、不怕路途艰险去看望丈夫等。
她省略了第一篇的细节，即“文化革命”最动乱的岁月的情况。
她还漏写了她丈夫在《小引》中所说的应该有的第七篇：《运动记愧》。
杨绛虽然对一些显然比较敏感的问题避而不写，但这丝毫不会降低这本作为“文化革命”的评论著作的影响作用。她的许多较大的主题都富有寓言性，而她的许多语气温和的反话则是对“文化革命”的有力控诉。在书中她有这么一段话：回到自己的床上后，“我常记起曾见一幅画里，一个老者背负行囊，拄着拐杖，由山坡下一条小路一步步走入自己的坟墓。”她的那篇记狗的文章，既是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够融洽的评论说，同时又说明：在一个充满阶级斗争气氛的环境里，感情用事是危险的。
她对于天才学者在干校做毫无意义的工作的描述，表达了一种强烈的损失感。
正如霍华德·戈德布拉特这位卓越的翻译家在一条脚注中所指出的那样：“钱钟书是中国最杰出的校勘学者之一……试想一下。他现在只是为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小邮电所所尊敬和利用（钱曾帮助邮递员辨别古怪信址）。这就不只是描写了才华和知识财富的浪费问
题，这是本书中最辛辣的讽刺之一”。
《干校六记》忠实地表达了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体现了人的尊严、对祖国的赤诚之爱以及她这一代人的典型的宿命论观点。在书的结尾她写道：“改造十多年，再加上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然而她的故事流露出要求讨论有关“文化革命”的更大的问题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