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煎熬中　儿郎勇献身

对以色列占领的反抗如今在加沙已经深入人心，即使在8岁的巴勒斯坦儿童心中，死亡也是一种民族荣耀
【英国《卫报》6月16日文章】题：造就烈士的摇篮（记者　苏珊娜·戈登堡）
8岁女孩的心声
今年6月，一名巴勒斯坦自杀性炸弹事件制造者，挤入位于特拉维夫海滨一家迪斯科舞厅门口等待入场的一群以色列少年中。在这一切发生前的几个小时，住在这个地中海海滨30英里之外的一幢公寓里的一个小女孩写了封信，抬头是“亲爱的妈妈”，并把信贴在厨房的墙上。这封信的措辞十分认真，并誊写在一张横格本的纸上——就一个8岁半的小孩而言那字迹简直工整得令人吃惊。阿拉·阿布·沙马拉写道：“我希望能成为一名烈士，希望你能永远安康。我现在要到那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检查站去。我会带上匕首，我希望成为烈士，并升入天堂。我将成为天堂里的一只小鸟。我将拥有一个大宫殿，里边有食物也有水，蜂蜜和酸奶流成河——我想要的一切那里都有。”
然后阿拉又写道：“我知道你会哭，但是不要太伤心，因为所有大人和孩子都将成为烈士，我想成为其中一员。”阿拉的母亲哈利马在加沙一所联合国创办的小学里教阿拉伯文和宗教，她下班回家时看到了这封信。她说：“刚看到这封信时，我笑了。这些都是十分抽象的想法和文字，我不相信是我女儿写的。当我收拾碗盘时，她抓起厨房的菜刀就跑开了，说要去以色列军队的检查站。她下楼下到一半时我追上去把她拽了回来。她对我说：‘你最好相信我的话，我会这样做的。’直到这时我才明白这是真的；这使我意识到，我的孩子遭受的苦难实在太多了。”
战争印迹随处可见
在加沙地带的第二大城市汗尤尼斯，也就是阿拉居住的城市，当亚西尔·阿拉法特在特拉维夫袭击事件之后宣布停战的时候，人人都忿忿不平。自去年9月以来，大约500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士兵杀害，这种屠戮行为已经深深嵌入到巴勒斯坦人的意识中，也包括像阿拉这样的小孩子。尽管这里的人们都很害怕遭到军事报复，但是他们仍希望以色列人不断死亡，希望他们也尝尝痛苦的滋味。在脆弱的停火协议付诸实施的最初几天内，许多人希望自杀性爆炸能够继续下去。
贫穷和禁锢造就了一代极端分子。这是个哈马斯国度。这里有许多人支持这个伊斯兰民兵组织，包括阿拉的母亲在内。6月1日就是这个组织将那位自杀炸弹事件制造者派往特拉维夫迪斯科舞厅的。这些支持者认为，这种袭击是能够挫伤强大得多的以色列军队的唯一手段。汗尤尼斯的墙上涂抹着战争的场面：标有以色列六角星图案的坦克碾过丢弃的枪手和嘶嘶作响的手榴弹。
在海伊阿马勒小镇，这些东西无一不影响着阿拉。她所住的公寓建于20世纪70年代末，是以色列人为了缓解附近难民营的人口压力而建造的。这座难民营现在依然存在——一排排的单层棚屋，波浪状的石棉瓦屋顶，完全是按联合国规定的标准建造的：两间屋子加一个院子。
城市居民中差不多有2/3是难民。阿拉是第三代难民，沙马拉家族当年是从现在的以色列南部城市阿什凯隆周围的村庄逃到加沙的。
她和家人能够从起居室的窗口清楚地看到一个以军哨所，这是坐落在50码外的沙堆上的一个小巧堡垒。几个月前，一发子弹从哨所射出，穿透玻璃，在阿拉的父亲纳比勒的后背留下了一道弹痕，当时他正坐在屋角的书桌前敲电脑键盘。
充满血腥的童年
在阿拉童真的世界里，学校的假期意味着她可以边吃早饭边看电视播放的卡通片。但是，她和其他孩子同时又身处一个非常成人化的世界。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外面街道上一群男孩子仍在玩着他们最喜欢的新游戏：以色列军人对阿拉伯人。阿拉的哥哥阿西姆很快就走出来加入游戏的人群。
阿西姆对真枪了解得不少：他吹嘘在这条路上的那个军事岔道口看见过许多被以军打死的人。这个岔道口有两个名字：图发——取自对面果园中的苹果树；烈士路口——因死在那里的年轻人而得名。阿西姆亲眼见过3个人死在他面前，他参加过的葬礼实在太多了，一时都难以说出死者名字。他今年10岁。
5月29日，也就是迪斯科舞厅袭击事件的3天以前，阿布·沙马拉家的一位邻居在死亡路口被炸成了碎片。当孩子们一个接一个来到街上玩游戏的时候，哀悼者聚集到阿舒尔家门口，安慰死者的家属。
伊斯梅尔·阿舒尔今年19岁，海伊阿马勒的人都认识他。除在市场卖活鸡外，他还在当地的清真寺里为孩子们辅导功课。在伊斯梅尔与一名当地学习工程学的学生一起制造的手榴弹袭击中，两名以色列士兵受了轻伤。
两名死者的家人都是虔诚的教徒。他们说，虽然现在他们在收到吊唁信和贺信时为儿子的作为感到非常自豪，但是当最初得知这次自杀爆炸事件时，他们都吃了一惊。伊斯梅尔的哥哥说：“外国人很难理解，但是在我们的文化中，烈士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对犹太人来说，我们不是血腥的吃人族，但是我们在保卫自己的国土，在为自由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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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岁的小女孩阿拉·阿布·沙马拉说：“我希望能成为一名烈士。”她家的窗户已经用沙袋堵住，防止以军枪弹袭击。【注:】【注:】【注:】【注:】【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