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高级外交官舍甫琴柯著书：出走（完）

在这个特权阶层中混了多年之后，我终于感到再也不能容忍它的腐败和丑恶了。倘使我是一个人，能够自由决定我自己的命运，而不必顾及别的人，那我早在多年前就离开苏联人了。但是我必须考虑到自己的家庭：二十一岁就同我结了婚的妻子、现年三十二岁的儿子和二十三岁的女儿。我还必须考虑：美国是否敢冒损害缓和的危险来保护我？也许我应该直接找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斯卡利表明我的心迹。
一天，我在联合国一条走廊上碰到一位美国朋友。我知道他同华盛顿有关系。我当机立断，认为他给了我机会。一周后，我们在一次外交宴会上相遇。我把他拉到一旁说：“我已经决定同我国政府决裂，我想事先知道如果我要求政治庇护的话，美国会作出什么反应。”
他张着口盯着我：“什么？你当真吗？”他似乎目瞪口呆。
“一点不假，”我说。“我决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
他答应帮忙。他在后一周要去华盛顿查问。
一九七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星期五）傍晚时分，我接到莫斯科发来的一份电报。电报命令我回国，托词是很容易看破的：“回国几天，磋商一下与即将举行的联合国裁军问题特别会议有关的问题。”电报很含糊，使人感到不祥，它说：“还要讨论某些其他问题。”我差不多可以肯定，根本没有就这项特别会议进行磋商的计划。苏联的立场是既定的，我将详细内容报告了中央情报局。如果我已经被发现了，那么这封电报就是一份死刑判决书。
星期六下午，我从联合国一个未锁门的办公室里抄起电话，拨了几个熟悉的号码。
“我是安迪。有件急事，我必须尽快见到他。”
鲍勃和卡尔已经在中央情报局总部等我。“我不能再等了，”我说。我们没有争吵，决定星期四晚上行动，这样苏联人就来不及阻止我了。
星期四终于到了。我打电话告诉我妻子莉娜，让她自己在家吃晚饭，我要工作到很晚。办公室里人走光后，我坐下来给莉娜写了封信，求她跟我一起跑。“我无路可走，”我写道，“无论是在纽约还是在莫斯科，同我所憎恨的人在一起，我既不能生活也不能工作。留在这里，生活会好得多。”
我看看表，将近半夜。该走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