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国三所大学讲授社会学

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系社会学教授米哈伊洛·波波维奇，应天津南开大学邀请于去年十月十一日至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我国南开、北京和复旦三所大学讲学。他回国后著文谈对我国的观感。以下是文章的摘要：
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国家象中国最近几年这样在政策方面作出了大的改变。
应中国的邀请，我在那里呆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我在中国天津、上海和北京的三所大学讲授了社会学，因此有机会看到学生们和教授们在认真努力弥补已失去的时间，以便大踏步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之一，即实现科学和教育方面的现代化。
社会学的课程受斯大林主义的强烈影响，早在一九五二年就停教了，两三年前才重新开设这门课程。在天津的南开大学，三年前开设了社会学专业，而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两年前才开设。但是在这三所大学里毕业的前几批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却没有写毕业论文，按照欧洲的标准这是异乎寻常的。
南开大学有六位教授社会学的常任教师，而在北京大学也不过这么多。由于师资缺乏，这些学校只好邀请外国教授去客串讲课。在外国教授中最多的是美国人。我的印象是，对“资产阶级的科学”不存在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害怕之感。随着西方资本的引进，西方科学也进入了中国。例如，上海复旦大学有一位美籍加拿大教授讲授三门课：现代西方哲学、语言学和伦理学。北京大学有一位美国教授讲授国际关系。在南开大学讲了第二堂课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之后，学生们要求我多讲讲社会学，少讲历史唯物主义，他们说历史唯物主义已知道得够多了。难道这仅仅是个知识问题？
在学生当中我没有发现抱着某种明显的教条主义态度的现象。相反，他们所采取的尊重科学以及达观探究的坦率态度明显可见。他们的兴趣也很广泛，从对行政机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直到对南斯拉夫现在的经济改革都感兴趣。
中国教授对南斯拉夫发生的事尤其感兴趣。在复旦大学，他们向我提问：我们在发展自治的同时，是否把行政机构置于民主控制之下。他们还想知道南斯拉夫社会学者取得了哪些成就，研究哪方面的问题最多。
中国知识分子对南斯拉夫的经验感兴趣还有一个原因。中共中央最近关于城市经济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南斯拉夫在一九六五年改革时所碰到的同样的或者非常类似的问题，即如何使商品生产规律发挥作用而同时又保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因此，中国对南斯拉夫自治的发展感兴趣是可以理解的。（李代军发自贝尔格
莱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