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高级外交官舍甫琴柯著书：最高层的突变（六）

一九六三年夏，我参加了苏联驻联合国使团。使团团长费德林，他对外交事务的极大兴趣是在中国产生的。作为科学院院士，他是一名真正的专家，专心致志地从事学术研究。就因为这些，葛罗米柯不信任他。对于葛罗米柯来说，没有什么比对本职工作三心二意更可恶的了。
一九六四年十月，我国领导发生了事变——对赫鲁晓夫发动的又一次宫廷政变，这一次成功了。对于所有重大事件，美国人往往只找出一条主要原因来，苏联人不是这样对待问题。赫鲁晓夫之所以被夺了权，有许多重要原因。官僚们对赫鲁晓夫强加给党组织的一系列新规定感到惶惑。选举城市和地区官员的次数增加了，任期又不超过六年。没有比这些新规定更使官员们感到不安的了。他们不再能依靠只领薪水不干事的职位作终身职业了。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揭露激怒了克格勃。军界对他裁减部队官员，致使大批军官被迫退役的做法不满。他在古巴的冒险行动以使他丢脸的结局告终。
然而，导致他垮台的最直接因素，很可能是因他决心于十一月份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再次改组党的机构。这次不仅要涉及到中级官员，而且还涉及到高级干部。因而他触犯了核心中的核心，统治阶级中的最高层。费德林把后来发生的事情对我讲了。苏斯洛夫和柯西金是反赫鲁晓夫的主要推动者。苏斯洛夫对做党的元老和主要思想家似乎感到满意，柯西金对当上部长会议主席并在国家经济和对外政策方面发挥主要作用也感到高兴。
但他们在让谁当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问题上却难干取得一致意见。
他们最后选中了一位出人意外的人物：勃列日涅夫。他当时任橡皮图章式议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挂名主席。他们预料他不会有更多的作为，知道他的才能相当低下，所以他们确信这个不讨人喜欢的人没有能耐站出来反对他们。
葛罗米柯是个例外。还在赫鲁晓夫当政时，他便决定同勃列日涅夫交往，事实证明他这样做是有先见之明的。一开始，勃列日涅夫举止十分谨慎。到一九六六年春，当时我已从纽约回到莫斯科，勃列日涅夫已牢牢控制住了权力。勃列日涅夫不象赫鲁晓夫，似乎没有自己的主见。
勃列日涅夫当然不是个幻想家，甚至算不上个知识分子。他的力量在于他具有非同凡响的组织能力。他还具有作出妥协的天赋并能在不同的、甚至是敌对的势力之间保持良好的平衡。
柯西金保住了他的克里姆林宫外交事务发言人的作用，虽然他的地位由于勃列日涅夫在这一领域的权力得到扩大而大大削弱。我相信，为了保护自己，柯西金有意避开克里姆林宫内部的许多阴谋活动和权力斗争。后来，勃列日涅夫进一步逼他靠边，柯西金好几次向政治局提出了辞职请求。
尽管他二人关系不睦，但勃列日涅夫还是不批准这些请求，并继续装作尊重柯西金，而实际上却越来越不理睬他的意见。勃列日涅夫控制了外交事务的大权之后，他便把柯西金撇在一边，并开始重用他的密友和亲信葛罗米柯。
（六）